探访陕西后寨:最后“人民公社”路在何方？(图)

走共同富裕、管理民主是后寨人目前最关心的村情热点

后寨实行粮食分配制，自家晾晒

　　探访陕西户县后寨：最后的“人民公社”路在何方?(组图)

　　对后寨村命运的关注具有里程碑意义。

　　后寨是陕西户县余下镇的一个村子，改革开放30年来，周围所有的村子都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后寨人却集体选择了继续走“人民公社”的路子：一起干活、劳动记工，年底分红，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但长期依赖集体的生活使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形成“干和混一个样”的价值观，“吃不饱也饿不死”、“不自由”等呼声渐渐高涨；作为村民经济及精神依托的几家村办企业也正经历着“管理”和“效率”的严峻考验——

　　日前，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并指明农村改革的方向：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流转可以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等，后寨村民关于“分”还是“不分”的又一轮争论刚刚开始。

被誉为后寨“灵魂人物”的张志武在村委会换届中落选，陕西唯一的“人民公社”面临怎样的转折，将引起人们的关注。

　　后寨印象：节奏缓慢 悠闲寂寞

　　10月14日下午，天气晴朗，后寨村。

　　后寨没有想象中的严肃和整齐，没有巨幅革命标语和毛主席雕塑，也找不到集体劳动热火朝天的场面。

　　从表面上看，他和周围的村子并无太大区别。

　　村玻璃总厂破破烂烂的，工人们有些闲散，有人还披着衣服在厂门口转悠，只有生产玻璃的炉膛很“红火”，类似岩浆式的物质不断从中涌出，经过几道工序后就变成了玻璃，不断有汽车将成型的玻璃从厂里运走，给人感觉厂里的效益应该不错。

　　玻璃总厂正对着村子，正是收获的季节，长长的街道上晒满了玉米，村民们的房檐下也挂满了成串的玉米，一些老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休息，个别妇女站在街道上一边织毛衣一边拉家常，宠物狗在脚底下跑来跑去，整个村子显得悠闲而寂寞。

　　村子后面是一大片整整齐齐的土地，后寨村第五生产队的白红利副队长带领着十几位村民在种小麦，两台播种机不紧不慢地工作着，年纪大的老人坐在农具上休息，几名妇女手拿-头正在翻地，有说有笑的样子显得很轻松——

　　“一般轻松的活都会安排给妇女和老人干，我们是大集体，只要你来就给你记工分，不愿来也无所谓。”白红利告诉记者,“现在愿意干农活的人少了，有门路的要么出去村子的企业工作，要么搞运输了，农忙的时候一个男劳力一天记30个工分还是没人干，还要在外边雇人呢。”

　　从去年开始，由于干活的人少了，后寨村民下地也不再统一打铃，而是在先一天收工时由队长口头通知第二天的干活地点。在村办企业上班也不再记工分，而是由企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工作发工资。

　　集体的印记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公路边有一个三层楼的大院子，这是后寨前些年花了60多万元盖的办公大楼，楼门前挂满了几十年来获得的诸多荣誉。楼上许多办公室的门都挂着锁，整个院子里静悄悄的。

　　值班室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村上的领导都不在，估计这两天不会来了。

　　“这两天在换届，昨天晚上改选村支委，张书记落选了。”老人告诉记者：“你不要等了，张书记肯定来不了。”

　　后寨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位于户县余下镇，距繁华的余下街道只有两三公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的村庄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寨村周围的邻居们早已实行“包产到户”，但倔强的后寨人在张志武的带领下依然选择走集体的路子：村子里1200亩土地被集体耕种，几家企业也是集体经营，“人民公社”的模式被延续至今，但集体经济的弊端和管理中的问题日渐显露，成为后寨前行的障碍。后寨人对“共同富裕”之路产生了疑问，分还是不分的争论渐渐声高——被誉为“灵魂人物”的张志武落选会不会加速“人民公社”的转身呢？

　　分开好，现在混日子的人太多

　　在后寨村的采访中，一部分村民认为后寨还是分了好，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大集体很难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管理松散人心涣散”、“吃不饱也饿不死”、“不自由”等。

　　“村里大多数人都希望分开，估计有60%！”年轻的白中房在地里种小麦，提起后寨以后的发展，他激动地说：“现在是有钱的人不干活，干活的人没有钱。”

　　他说现在村上许多“能行人”要么做生意，要么出去工作，最差的也会到村办工厂里去工作。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在村里务农不体面，效率也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混一个样，“吃不饱也饿不死”。

　　后寨村对村民的“考核”延续了农村公社时的办法，一起干活、劳动记工，年底分红。发生变化的是，劳动已经不是必须的，挣不挣工分完全自愿，到年底分红时村民可以交钱买工分也可以不买，总之在乡村整体的发展过程中，村民自由了，个体的选择已经呈现多元化，在村里种地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村上的政策看上去好像是鼓励外出的，比如在年底决分，一个男性一天的分值是18元，在外打工的人掏钱买分值时，要便宜五角到一元钱”，村民白红利告诉记者：“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高了，一年除了夏收秋种时忙一些外，其余的很多日子也闲着呢，分不分对我都一样。”

　　“没有几个人愿意留在家里务农，把地分了，把村办企业承包了，对大家都有好处。”一位姓白的村民对分开很执着，他说：“把地承包到手每人才几分，有啥干的嘛，大不了我把地给别人种，我出去跑跑运输，企业每年总得给大家分红吧。”

　　这位村民的话引起几位正在干活的村民的共鸣，他们说村里有很多人买了运输车辆，每天把村玻璃厂的玻璃拉出去，再把厂里需要的原料拉回来，每天挣的钱是种地所得的几倍。有人算了一笔账，“种地一天最高30个工分，按去年的决分标准18元算，每天才能挣54元。”

　　一位叫白联社的男子扛着农具从田埂往家走，他说：“还是分开好，在大集体太累了，干活不累心累。”

　　一位织毛衣的中年妇女在街道上和另一名妇女闲聊，当记者问她赞成分还是不分时，她显得很紧张，一边打量着记者一边问，“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记者我就告诉你，我赞成分开，现在太不自由，我们很羡慕别的村子，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后，她说：“以前有人来调查，村干部就往指定的人家领，我们说不上话，我现在在家带孙子，希望早点分开。”

　　“村干部像皇上一样，以前还想着集体，现在光给自己人着想。”另一名妇女对分开也表示赞同，她认为村干部的做法让她没有信心，她说：“村干部有公车，有时拉着老婆娃娃到处跑，有几件事是为大家？一年光养车就得好几万元，还要几万元招待费，大家私下有意见但没有人敢当面说出来。”

　　“害怕报复，也害怕被穿小鞋。”她补充说。

　　“中央的政策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我们村却把这种落后的方式延续了这么多年，”一位骑车准备外出的村民在村口告诉记者，“分开了大家就安心了，现在心里老惦记着这事。”

　　分开了究竟能有多好？能不能就比不分好许多呢？和许多人一样，这名男子心里也没有底。

　　部分村民厌倦了集体，他们渴望分开，但分开后能怎么样，他们并没有过多考虑。

　　不能分！这是共同富裕的后寨

　　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愿意分开，在后寨玻璃总厂当电工的陈厂利就是其中之一。

　　“在集体企业里干活，我想干到啥时候就能干到啥时候，直到老得干不动了，要是换到私人企业里想都不敢想。”陈厂利说：“集体有集体的好处，没有压力，也不用操心，一切都有人为你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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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上班时间，陈厂利却可以披着外套到玻璃厂对面的村委会值班室找人聊天。

　　陈厂利坦言，集体是有集体的弊端，效率很低，比如一个人能干的活几个人干，加把油能干完的活却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管理层都是本村人，谁也抹不下面子说你，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全凭良心。

　　今年50出头的陈厂利曾是后寨村的“中层”——生产队长，多年在生产一线的管理经验让他对“集体”产生了一定认识，他说，在集体经营的模式里，关键是带头人的榜样作用和中层的以身作则。

　　“如果管理人员不怕得罪人，能下茬管，集体经济还是会好的，在集体中生活确实有优越感。”陈厂利说：“"人民公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后寨村的“人民公社”模式的的确确给村里人带来过实实在在的好处，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村集体出资打通了全部的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村民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村民免费开放，楼板厂则免费为盖楼房的村民提供楼板，孩子上学村上也有一定补助。给社员分到户的粮食是平价粮，每公斤比市场上要低几毛钱。而且为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男性70岁、女性65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提供120元和80元的养老金，以实现“老有所养、居有定所”的“共产主义”理想。

　　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后寨村革委会主任的张维祥老人认为，只要后寨村能在管理上下工夫，大家有责任心，待在集体里依然很好。

　　“在我们村寻找一个富人很容易，但要寻找一个穷人很难。”张维祥说：“后寨是走共同致富的路子，只要你干活，哪怕是走个过场，做做样子，每天就有人给你记工分，年底就能分到粮和钱，这极大地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张维祥坦言，现在很多“脑子灵光”的人纷纷离开土地，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去了，大多数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下地劳动的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脑子不好使”的人，这些人相对好管理，只要他们下地劳动，年终就能得到和大家一样多的回报。

　　“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而受到歧视，也没有影响到年底的分红，即使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大家都不会担心饿肚子。”张维祥说：“这正是别的村羡慕我们的理由。”

　　在后寨，绝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修得很漂亮，一排排新建的楼房装饰得也很美观。据了解，户县村民人均年收入是2800元，但后寨村两年前的人均年收入已达4500余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一些老人习惯了绵延三四十年的“公社生活”，他们不愿分开，且对“共同富裕”深信不疑。

　　10月15日下午，一位姓韩的老人坐在家门口和人拉家常，他的身后是新盖的楼房，装饰得非常漂亮，两扇门上还镶嵌着金属材质的“门神”。他告诉记者，“公社”生活很好，不操心，没压力。

　　“现在挺好的，为什么要分开呢？”他的想法至少能代表这个村子的一批人。

　　决定前途的首要元素——经济

　　后寨三四十年来之所以能将“人民公社”的模式坚持下来，与这个村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

　　据户县余下镇包村干部刘胜利讲，后寨村“人民公社”模式是陕西唯一的，也是最后的。

　　“以前，户县的东南村和宋南村都尝试过“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模式，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刘胜利说：“后寨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体企业就搞得不错，这种势头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原因是带头人张志武和杜玉忠数十年坚持的结果。”

　　据刘胜利讲，1979年前后，张志武等人就开始为发展集体经济动脑筋了，后寨先后办起了纺纱厂、窑厂、硫酸红厂、淀粉厂等，而且收益不错。那时，周围村子的年底决分人均每日分值是5角钱的时候，后寨村的分值已是他们的数倍。也就在那时，中国农村改革正热火朝天，户县也掀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浪，但后寨村静悄悄，尝到集体经济甜头的后寨人担心“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所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

　　最终，村集体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

　　“虽然与当时的大气候不协调，但"包产到户"的政策还处于摸索阶段，也允许多种形式并存，后寨的社会主义路线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刘胜利说：“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刘胜利表示，1984年前后，后寨村贷款60万元办起了第一个玻璃厂，一年以后就收回了成本。接下来的后寨村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办起了第二和第三个玻璃厂，效益都不错。后来后寨想寻求更大的发展，用自己积累的1100多万元办起了电厂，但好景只有两三年，由于国家限制发展小火力发电企业，加之高昂的煤价使他们不得不停产，但相对雄厚的后寨并没受太大影响，玻璃厂效益依然很好，后寨经济坚持了暂时的繁荣。

　　“其实，这几年来，后寨关于分还是合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刘胜利说，“但在每一次的紧要关头，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人民公社"，因为他们对集体很依赖。”

　　后寨未来前途面临痛苦抉择

　　“后寨的发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非改不可了。”年轻的户县余下镇党委副书记刘涛直言快语：“从长远的眼光看，后寨的集体模式是要解体的，结合这个村的现状，崩溃是迟早的事，是两三年内的事。”

　　刘涛是两年前调到余下工作的，他的老家就在后寨附近，坦言对后寨的关注已有很多年，也曾多次调研过后寨“人民公社”的模式，大集体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等劣势特征已严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村民形成了混日子的习惯，一些建议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加之处在“自治”语境下的农村，每个人的觉悟不一样，利益诉求也不一样，各种意愿都要尊重，也很难平衡，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引导也是有限的。

　　“只有等到后寨集体经济不行了，或玻璃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时候，后寨的方向才能明确。”刘涛说：“后寨很多人对村子命运走势是模糊的，有的人还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只有在阵痛来临后，他们才会清醒，但这是很残酷的，后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刘涛语重心长地说。

　　在关于后寨该向何处去的探讨中，余下镇的詹副镇长认为，后寨只有学习华西村的经营思路才能走出困局，他认为后寨也的的确确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了。

　　“村办企业碍于亲情人情管理松散，效率低下，农业方面"出劳不出力"影响积极性，总之要提高产值和效率必须学习先进经验。”詹副镇长说：“后寨应该走股份制的道路，像华西村一样，确立每个人的股权，成立具有现代理念的后寨股份公司，从社会上聘请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对土地可实行流转。”

　　华西村在吴仁宝带领下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华西村在分配上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集团总公司与各下属公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有资料表示，实际上现在华西村的经营模式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是公私合作制。华西村是集体控股，占70%；村民参股，占30%，村民和集体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华西村的成功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一分五统”，即分开的是村和企业，统一的是经济管理、干部使用、劳动力安排、福利发放和村庄建设规划。

　　詹副镇长说，和华西村一样，每个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改革，华西村通过一系列变革成为现代化的“天下第一村”，而后寨正站在十字路口，眼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维持现状不行吗？

　　刘胜利告诉记者，在后寨的发展结构中，发展集体经济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是次要的。今年的玻璃行业效益比较好，后寨企业的产值能达到4000余万元，利润应该有数百万，除去给国家上缴的利税外，村集体应该有200余万向村民年终分红，大家的日子过得依然很好，但不能保证明年后年继续好。

　　维持现状就意味着坐等风险的到来。

　　詹副镇长认为，后寨集体经济过分依赖个人，像前几十年一直是张志武和杜玉忠扛旗，现在这两人老了，也都退出村领导岗位，新上任的领导是否有老领导的魄力，是否能有老领导的威望，这都决定着后寨“公社”路线的命运。

　　刚刚落选的前任村书记、被有的媒体誉为“灵魂人物”的张志武多次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在电话里他告诉记者：“后寨"人民公社"肯定坚持不下去……”

　　后寨，一个个性的村庄，一群倔强的人，一种另类的发展模式，在“分”还是“不分”的争议中迎来选择的阵痛……

　　-文 本报记者 史佳 图 记者 李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