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定价：15元

　　王晓渔 撰文

　　弱者的粮食

　　调查常识背后的秘密

　　2004年，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刺痛了很多读者的心。虽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说法流传已久，但是通过这本书，公众才明白“三农问题”到了怎样一种危险的境遇。相比之下，高王凌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以下简称《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鲜获关注，在年终盘点时我只看到《中国读书报》把它列入“2006年度百佳图书”。

这本充满数字对比的书并不具有轰动一时的潜力，可读性远远弱于跌宕起伏的《中国农民调查》。但作者高王凌没有把这本书定位为学术性专著，而是把它当做调查报告或报告文学。专业读者嫌其不够专业，业余读者嫌其专业有余，或者这正是《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的尴尬之处。但它的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开拓一块此前完全被忽视的空间，仿佛童话里的少女无视蓝胡子的警告打开壁橱，你可以说少女很幼稚，她却洞穿了常识背后的秘密。

　　“反行为”是高王凌自己创造的词语，翻译得通俗一点就是“猫腻”，诸如弄虚作假、偷瓜摸枣、磨洋工等。但“猫腻”具有过于强烈的道德预设，所以作者发明了“反行为”这个中性词语，来指称农民的“潜规则”。这不是简单的修辞游戏，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许多农民心里，只有“大偷”、“惯偷”才叫做“偷”，日常生活中的“小偷小摸”，有些地方把它称作“抓握”。只有熟悉了这种修辞的小秘密，作为外来者的调查者才能与当地的被调查者对上暗号，顺利进入正题。在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是词语的泛道德化，诸如“新”/“旧”、“光明”/“黑暗”都成为褒义词或贬义词；另一方面是行动的去道德化，在日常生活中弥漫着各种挑战道德底线的行为。

　　在作者当年插队的山西，他听到各种“瞒产私分”的故事，有一年秋天粮食收到场上，看起来有50多万斤，实收下来变成40多万斤，原来是村里小队负责干部“偷”拿到食堂给大伙分吃了。作者过去知道这个村庄在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但听到的“官方解释”是当地产有很多蔬菜，直到21年后旧地重访，才知道其中的秘密。广东同样出现“瞒产私分”，但是它与山西不同的是，这里很早就有包产到户或近似包产到户的做法。这种如今被视为里程碑式的制度变革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反行为”，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曾为此做好把牢底坐穿的打算，签下了生死状。除此之外，广东还出现“逃港”风潮。高王凌直接或者间接调查了山西、广东、安徽、云南、湖南、内蒙古等地农民的“反行为”，这些地方处在不同地理位置，因此也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具有普遍性的“反行为”，诸如瞒产私分等；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具有特殊性的“反行为”，比如“逃港”风潮等。

　　“反行为”背后的价值

　　事实上，这些“反行为”是公开的秘密。高王凌不是第一个发现者，他引述了沙汀、莫言等作家的小说，说明这种“猫腻”早已为人所知。但是高王凌充分注意到“反行为”背后的价值，指出它最终对修改制度发生影响，从而出现制度变迁。这让我想起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他通过对马来西亚一个村庄的研究，揭示阳奉阴违、装痴卖傻、流言蜚语等行为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形式。可惜这本书刚刚列入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待出目录，目前只能通过徐贲等学者的转述来了解他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长期以来被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需要重新评价。

　　《弱者的武器》关注的是农民的精神层面，《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关注的是农民的物质层面，两者并非毫不相干。在评价农民的“反行为”上，我们很容易陷入简单的翻案思维，把“反行为”拨乱反正为“好行为”。对待“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既承认这有可能具有潜在破坏性，同时又指出它也有可能沦为体制化的、无害的象征性抗议。采取这种双重角度的视野，才更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1959年称赞瞒产私分等行为是农民“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孔飞力先生在《叫魂》中对官僚制度发出“谨慎的喝彩”，他指出“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隐匿情报、自我保护、人情事故、墨守成规等等。由于弘历的命令受到这些官场恶习的重重缓冲，针对“妖术”的迫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中和。所以，不能把“反行为”等同于“好行为”，但对它在一定情景下所起的特殊作用，也应该进行有限的谨慎的肯定。当农民面临饥荒，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弱者的粮食”；正如农民面临管制，不得不使用“弱者的武器”。

　　从样本选择的角度来看，虽然高王凌先生已经尽可能地选择各个方位的农村进行调查，但是轻重失衡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他在山西、广东、湖南三地的工作比较细致，在安徽的调查就有些粗疏，而且是以徽州为主，漏过了《中国农民调查》中的事故高发地区——皖北。皖北和河南是大饥荒时期损失最为惨重的地区，对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反行为”的调查，似乎不应遗漏这个地区。高王凌提到在山西有些地方，干部“集体偷”是为了全村，大家一条心，避免了饿死人的现象。据我所知，在皖北有些地方，干部“个体偷”只为填饱自己的肚子，衣食无忧之后对农民更加苛刻。同样是“反行为”，它们的效用截然不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语，就说明“反行为”在有些地方也是一种特权。当然，在一本书里全面开花不太现实，在具体操作上也比较困难。如果高王凌就以自己插队的山西大谷为个案，像阎云翔研究自己居住过的黑龙江双城县下岬村一样，效果说不定更好。

　　高王凌在序言里提道：“在今天的城市里，有着乡村生活经历的当不在少数，此外还有大量的农村读者，不知你们都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或对本书有什么意见？”遗憾的是，如今县级以下图书流通系统接近瘫痪、大量的农村读者连《中国农民调查》都没有听说过，恐怕很难接触到这本有“揭短”之嫌的《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阅读关涉到农民的精神生活，这又是一个被忽视已久的问题，需要另外一本书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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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