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卓越的法律社会学著作，本书成书于1944年左右，最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英文版1961年由巴黎海牙穆东书店出版，书名“LawandSociety inTraditionalChina”)，作者在初版序言中详细而生动的交待了是书之源起及写作过程，刊录如右：“少时读H.Maine之AncientLaw及EarlyLaw and Custom等书，辄叹其渊博精深，颇有效颦之志，而力有未逮也。
及读Malinowski，
Hartland诸人类学家初民法律之作，益叹西方诸哲为学之精进，其说方日新月异也，因窃不自量，益有撰述中国法律史之意。抗战之翌年来滇，授课之余，即伏案写读，敌机不时来袭，有警辄匆匆挟稿而走，时作时辍，倍平日之力，始得竟其功。然而书籍缺乏，即以主要之参考书而论，并《宋刑统》亦无之。自视其稿，殊不惬意，初拟束之高阁；第思战时生活不定，原稿保守匪易，曷若付之剞劂，以为他日修订之本。若因拙作而抛砖引玉，海内贤达起而正之，并为新作，他日中国法律之研究，得与西哲东西媲美，则区区介绍此新观点与方法之目的，亦幸而达矣。”
先生在是书之导论中这样交待其立论之初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结构背后的概念，否则是无法了解那制度或法律的，至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这些概念中，我们才能明白法律的精神，体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法律。法家而外，从中国法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儒家影响最深。我们将汉代至清代两千余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各朝的法律不同，法典体制和内容、司法组织、司法程序、刑罚以及各种罪名的处分都有所不同，但所须注意的是重大的变化，而不是那些烦琐的差异，寻求共同之点以解释法律之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
先生进一步对如何研究法律的问题给出了敏觉的议论：研究法律自离不开条文的分析，这是研究的根据。但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条文，而不注意实施情况，只能说是条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动的、功能的研究。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是否有效，推行的程度如何，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
全书共六章，分别为家族、婚姻、阶级、阶级(续)、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各章之文字铺陈精当而外，凡所议论皆有所本(典籍、律法、案例等)，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从中亦可看出先生的治学功力及撰述的不易。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一题，先生在是书的稍后部分作了较为清晰的论述。先生指出：儒家思想以伦常为中心，所讲在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欲达到有别的境地，所以制定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不同。此种富于差别性的规范即儒家所谓礼，亦即治平之具。法家则讲一赏一刑，“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反对有别，认为亲亲爱私则乱，所以以同一性的行为规范———法———为治国工具，使人人遵守，不因人而异其法。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所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者也。
所谓儒法之争主体上是礼治、法治之争，更具体言之，亦即差别性行为规范及同一性行为规范之争。至于德治、人治与刑治之争则是较次要的。采用何种行为规范是主体，用德化或用刑罚的力量来推行某种行为规范，则是次要的问题。儒家固主张以德治、人治的方式来推行礼，但如以法律制裁的力量来推行礼，自无损于礼之精神及其存在，其目的仍可同样达到。儒家并未绝对排斥法律及刑罚，对于礼的维护则始终不肯放弃。
在先秦时代，儒法二家在政治上争短长，优劣成败尚未判明，儒家高唱礼治，法家高唱法治，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为学理竞争的时期。等到法家得势，法律经他们制订后，儒家便转而企图将法律儒家化，为实际争取的时期。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订的法律里的问题。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差别性的法律的问题。《王制》所谓“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即此种精神之说明。《四库全书提要》谓唐律一准乎礼，为法律儒家化以后最扼要的结语。近代中西学者常说中国法律为儒家主义之法律，亦系根据唐以来现存之法典立论，若并先秦以来之法律言之，则不尽然。
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儒家以礼入法的企图在汉代已开始。虽因受条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应用经义决狱方面努力，但儒家化运动的成为风气，日益根深蒂固，实胚胎酝酿于此时，时机早已成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应运而生。自魏而后历晋及北魏、北齐皆可说系此一运动的连续。前一朝法律的儒家因素多为后一朝所吸收，而每一朝又加入若干新的儒家因素，所以内容愈积愈富而体系亦愈益精密。举例言之，魏以八议入律，晋代保留之，晋又创依服制定罪之新例。此二事为北魏所保留，而又加以留养及官当的条例。这些都为齐律所承受，又加入十恶条例。隋、唐承之。我不是说前一朝的尽皆为后一朝所保留，其间参校古今，斟酌损益，反复修订，经过复杂，正未易言，决不如此单纯。
《清代地方政府》 (1962)
本书于1962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为“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theChing”，是一部研究有清一代地方政制的杰作。是书之中文版已于近年出版(虽然翻译的质量并不值得特别称道)，兹节录二则，以飨读者：
1，清代的刑名幕友。在州县衙门供职的私人秘书(幕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刑名”，协理司法在“刑名”之外，还有“案总”掌管诉讼……幕友们总是住在衙门里，其居舍与衙门里别的人员分隔开来。他们可以相互咨询，如果愿意，他们也可以保有完全的隐私。他们没有共同的办公室，各人在自己的屋子里处理他的事务。……(处理讼案)，这是幕友们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诉讼案件事务可能是“刑名”幕友和“钱谷”幕友两者的任务。一般说来，涉及财产、借贷、商业交易等纠纷的民事诉讼，不管是否发生斗殴，都被委托给钱谷师爷处理；而涉及斗殴、诈欺、婚姻、墓地争议、立嗣等案件及其他涉及家庭成员的案件，不管是否牵涉借贷或财产权问题，一般都委由刑名师爷处理。主持法庭并宣布判决的当然是州县官。但是，无论是在庭审之前还是庭审之后，他通常都要咨询幕友的意见。因为幕友从不出庭，所以书面证词成为他的主要情报来源。除此之外，长官通常还给他一个详细的庭审叙述。询问或调查的详情也告知他。然后由幕友提出建议；疑点也经常被他指出，这通常导致再次开庭。不过，由于不能参加庭审，这妨碍了幕友更好地掌握案情。
幕友经常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的判决必须依据法律或成例作出。而这些律例为大多数州县官所不熟悉。较严重的案件，如涉及徒刑、流刑、死刑判决的案件，必须呈报上级长官并得到他们的批准。在一个建议性判决被上司驳回之后，回答所有被上司质疑之点以便结案又是幕友的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指出，批评和驳回或接受报告的实际上是上司的幕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地方官无论职位高低都要依赖这些法律专家来履行其司法职责。
2，清代地方司法。司法是州县衙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州县衙门是帝国的基层法庭。只有在州县官拒绝受理控诉，或其判决被认为不公正之时，人们才可以申控于上级衙门。未先控诉于州县而越级控诉是违法的。州县官听理其辖区内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他不仅主持庭审和作出判决，还主持调查并且询问和侦缉罪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他扮演了至少法官、检察官、警长、验尸官等诸多角色，包括了最广义上的与司法相关的一切事务，未能依法执行这些职务将引起惩戒和处罚。一个州县官的司法活动处于好几种上级官吏的监督之下，在判决超过笞杖的较重刑事案件中尤其如此。每一个有权复查或重判案件的上司当然成为高一级法庭的法官。重于笞杖的判决的最后批准来自刑部。刑部复查所有由省级官府上报的案件。
律法规定，由州县司法管辖下的民事案件必须在二十日内审结。然而，因为拖延审判没有刑责，许多州县官无视这一期限，对州县官的这类诉怨经常可见。刑事案件，可在任何时间控告于州县衙门，包括专许听受民事诉讼的那几天。州县官也允许人们在衙门口击鼓以表达其请求审理案件的愿望。大清律例对官员错判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它不限于纪律处分，还包括诸如徒刑、流刑乃至死刑等刑罚，依事案轻重而定。这类责任表明，不熟悉律例的州县官须要有能力的法律顾问的帮助。这并非只是一个工作效率的问题———没有适当的指点，缺乏司法知识与经验的州县官不仅可能乌纱不保，还有可能因为错判而受肉体刑罚，乃至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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