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土地流转勿需过度解读 不等同于土地私有

　　对于“土地流转”勿需过度解读

　　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10月19日，由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至此，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种种猜想与激辩终于答案揭晓尘埃落定。

　　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安徽小岗村考察时说，“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上述表态引起了海内外舆论对于“土地流转”的热烈解读。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将引发土地所有制层面的剧变，其意义决不亚于30年前的“承包到户”。担忧者则认为，如此一来有可能出现失地流民。更加出人意料之处在于，10月12日公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土地流转”只字未提，原本沸腾的舆论一时错愕。

　　随着《决定》的公布，人们又从相关章节中看到了“土地流转”的身影。《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表述所包含的信息，与胡锦涛在小岗村的表态是高度一致的。所谓的“土地流转”是一种通俗和粗略的说法，其本意是指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及转移。应当指出，土地流转的提法和实践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2001年中共中央首次就农地承包权流转发布文件，此后的相关政策文件对这一制度多有提及和强调。

　　上述信息足够支撑这样的判断：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表述，是对业已存在的土地流转制度的进一步认定和发展。此前舆论围绕土地流转展开的争论，似乎可以看作是对高层讲话的过度解读。争论双方的分歧前提，是不约而同地对土地流转的概念作了边界的放大。事实上，无论是高层讲话还是三中全会《决定》，对于土地流转的表述都相当明确。能够进行流转的，是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益，而非土地本身。而其流转的对象，仅仅是农业内部的个人或合作组织，而非城市工商资本。流转的用途，也被严格界定为农业生产经营本身，而不是建设用地。在舆论此前的争议声中，土地流转被解读为土地所有权向工商资本及城市用地的流转。

　　如此说来，此前对于土地流转的赞成或反对，都已失去了参考的价值，因为争辩双方所讨论的是土地流转之外的类似于土地私有的概念。而在可以看到的将来，土地私有对于中国似乎并无实现的可能性。不过尽管流转的概念已全然不同，讨论所体现出的倾向性仍然值得注意。赞成土地“自由”流转（实质是私有）的一派，其理由看似林林总总，但归纳起来无非三种主要视角。效率的视角，认为农村土地流向城市工商资本可以提高产出的效率。利益的视角，认为土地归农民所有，由他们经谈判的方式流转给用地者，能够保护农民在征地中的利益。发展的视角，认为宅基地的自由流转有利于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

　　问题在于，土地不仅是效率的载体，更是农民利益的载体。城市房屋产权归居民私人，但他们仍然避免不了被剥夺的钉子户命运，这说明产权并不是保护农民征地利益的关键。城市对农民宅基地的窥伺，更暴露出掠夺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上述种种已经不是纯粹理论的探讨，而被某些地方推入了实践的层面。三中全会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专门对土地流转设定“三不”（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红线，可以看作是对某些倾向性的政策回应。对于“土地流转”的过度解读，或可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