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汲取“南南合作”之教训

　　面临一系列“冲击波”

　　但另一个视角审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首当其冲的是“降税”冲击。

　　2004年1月1日，实施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

2005年7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实施，降税计划启动，7000多种产品逐年削减关税。中国对东盟各国平均税率从9.9%降至目前的5.8%，降幅达41%。

　　按照自贸区建设计划，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间大多数产品关税降为零，到2015年，中国与东盟其他4个新成员国间大多数产品关税降为零。

　　“‘关税为零’对贸易自由、便利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但是对那些边境地区，或者长期视关税为重要财政支撑的地方政府，无疑是一个重创。如何改变思路，如何找到新的财政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原厅长刘铭达告诉本刊记者。

　　如何应对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坎”，也显得迫在眉睫。在不久前举行的2008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有关专家指出，东盟国家将在2015年构建起东盟经济共同体，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合作提出全新挑战，我国亟待在此之前构建起泛北合作的内部合作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说，道理很简单，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意味着东盟10国抱成了团，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再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是“一对多”，而不是“一对一”。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7年11月20日，在第十三届东盟峰会上，东盟各方正式签署《东盟宪章》。随后还签署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宣言》，重申将按期在2015年前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

　　参加2008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的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尼古拉斯达曼表示，东盟一体化会对“泛北”合作造成影响。

　　有专家认为，尼古拉斯达曼的话显示东盟国家有自己的“算盘”，哪个合作对象对其发展有利，其就会选择哪个合作对象。而且东盟对中国实际上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既不愿错过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又怕中国进一步强大，从而对其造成所谓的“威胁”。

　　实际上，东盟一体化与中国－东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东盟国家“抱团”抱得越紧，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就会相应减弱。受访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我国应未雨绸缪，尽可能多地建立起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内部机制，并以此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和实质载体，切实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防止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我国在中国－东盟“10+1”格局中被边缘化的被动局面。

　　进一步促进和谐发展

　　“双边关系一帆风顺时，更应重视潜在的不利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趋利避害。”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说。

　　与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朱振明研究员，他认为，中国与东盟潜在的最大不利因素就是东盟国家对中国抱有疑虑心理。

　　东盟国家除越南外，大部分都是小国，虽然他们普遍看好加强与中国联系对本国地区经济推动作用，但这些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不同阶层对中国的心态不一。

　　同时，东盟国家内部存在较多矛盾。朱振明说，东盟与“一体化”的欧盟完全不同，欧盟国家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毗邻国家之间较少争端，而东盟毗邻国家之间，不仅存在领土、领海的争端，还存在民族、宗教方面的矛盾。此外，因为经济活动，还带来移民、劳工、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纠纷，尽管没有恶化到战争或断交的程度，但一些矛盾很难调和，这给中国处理与东盟关系带来复杂性。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活动趋于活跃。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不仅在本国制造祸端，甚或与周边国家的恐怖势力相勾结进行跨境活动，不但使得本地区局势及社会不稳，也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局势。

　　尽管在禁毒、严禁偷渡等方面达成了部分共识，但各国出于对国内局势的考虑，在反恐问题很多领域并未达成共识。

　　云南大学李宝林等专家指出，东南亚地区各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反恐斗争的胜利、根除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的，为此各国加强预防与合作，预防和对抗恐怖主义才是卓有成效的应对方法。一是加强反恐警察的培养和训练等，要制定好预防、应急措施。二是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三是搞好公共外交。

　　汲取“南南合作”困局教训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以较大的热情建立了许多形式多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涌现了数目众多的区域经济集团。例如，非洲有东非共同市场、西非经济共同体、赤道非洲联盟等，拉美有中美洲共同体、加勒比共同市场等。

　　然而，与发达国家之间组成的“北北型”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功实践相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南南合作”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经济绩效较差，甚至有的一体化组织已经名存实亡。

　　广西社科院副研究员黄耀东告诉本刊记者，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远远小于预期的目的，其区域内部贸易增加值比较有限。第二，贸易转移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一体化中存在差异。第三，“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产业的“集聚”机制不利于各成员国平衡发展。第四，以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很少成功吸引大规模外商投资，未能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率。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优越的条件，但它毕竟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将以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教训引以为鉴。

　　当务之急，一方面从政治角度处理好贸易利益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正确认识自由贸易区中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合理引导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和产业布局，避免产业在中国或东盟某些成员中过度集中。对于中国而言，一是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向东盟国家进行投资和开发，促进双方之间实现投资的双向流动；二是以中国大市场为背景，增强东盟的区位优势，提高东盟国家吸引直接投资的能力。

　　当前，我们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2007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87亿多美元，比2002年增长7倍，投资总额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为第十三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不过，我国目前在东盟国家的实际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称性。中国在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要远比非洲、东亚和中亚的比例低。东盟国家的统计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形：东盟的主要外来投资来自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在东盟的投资比韩国还要少。以最近几年快速发展的越南为例，2006年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约为100亿美元，其中80亿美元来自台湾，而中国大陆则投资了仅20亿美元。

　　加大对东盟的投资力度，事关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长远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等专家认为，中国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方面给予东盟国家“真金白银”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政策支持，鼓励我国企业、资金“走出去”，参与东盟国家经济建设，争取更为稳定的发展环境。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