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不能止步于迁徙自由

　　户籍改革不能止步于迁徙自由

　　本刊编辑部

　　实现迁徙自由并非最大的难题。社保、医疗、就业、教育等基于户籍身份产生的各种差别待遇，在各地已经或正在进行的户籍管理改革中，基本上实行的是“遇到难题绕道走”

　　在30岁以上中国人的记忆中，“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与“农业户口”的乡下人中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当年，县以下中小学两类不同户口的学生，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农家子弟，只有通过升学或参军才能跳出农门改变命运。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之所以感动无数读者，就因为主人公高加林大喜大悲的人生过山车，将城乡户籍壁垒森严的不公不义赤裸裸地撕开，令人感喟唏嘘。那壁垒，其实是整个国家的一道伤口。

　　不管以何种理由去论证以户籍制度为“精髓”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合理性，都改变不了其制造社会鸿沟与不平等的历史荒谬。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前发轫于农村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开始了对城乡二元结构伤口的渐进弥合。尽管城乡户籍制度在30年来大部分时间段和大多数地区坚冰冷硬依旧，但如同大包干一样，是中国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以及被梦想激发起来的首创精神，顽强地冲击着不公不义的体制，终于让坚冰有了消融的希望。

　　亿万不辞艰辛进城摆摊设店的乡下人，不愿重复父辈的人生、怀揣梦想远走异乡的打工仔打工妹，用双脚冲开户籍壁垒，至少是“废止”了城乡户籍制度设计时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的“初衷”。大包干源于农民自由支配土地的渴望，进城谋生源于农民及其后代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人性本能。

　　作为对农民双脚选择的回应，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或放宽农民进城落户和户口迁移条件，或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分类管理模式，采行统一的城乡居民户籍登记，启动了户籍改革的第一步。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但就户籍制度而言，如果只停留于农民的自发冲击以及在这冲击下的被动修补，远远不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因为，限制迁徙自由和实施身份歧视的城乡户籍壁垒几乎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元凶。要破“二元”，自然要先除元凶。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这个奥秘，应该不只是森一个人的发现。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的进步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因而，为了中国城乡均衡发展，为了整体上依旧穷困的中国农民能够拥有不一样的未来，首先就必须让“自由”成为农民大写的权利，彻底打通户籍壁垒等制约中国农民实现自由的最后几截“断头路”。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迁徙自由实际上并非最大的难题。尽管一些城市仍残存暂住证等户籍壁垒的尾巴，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自由选择工作生活地点已经成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最大的难题，就是至今未有实质性改变的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实质歧视与不平等。社保、医疗、就业、教育等基于户籍身份产生的各种差别待遇，在各地已经或正在进行的户籍管理改革中，基本上实行的是“遇到难题绕道走”。

　　许多论者已经深刻地指出，解决城乡发展失衡，关键在城市，需要城市拿出道义、良心、责任和勇气。正是在这一点上，享受改革开放大部分成果的中国发达城市，迄今为止的表现不能不说是令人失望的。不仅城市人口继续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户口所依附的各种公共福利，城乡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巨大差异依然固化，而且为城市的繁荣贡献汗水辛劳的庞大农民工群体，除了廉价出卖劳动力的权利，基本上不享受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抚恤等方面的福利。

　　“二等公民”的屈辱与辛酸，成为中国繁荣背后巨大的社会阴影。正是户籍壁垒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上的社会等级差别，使得“农民工”成了与“中国奇迹”相伴相生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庞大的“二等”产业工人群体。每年春运期间“候鸟”式人口流动奇观，年复一年地提醒中国：多达数亿在城市工作却不能享受市民权利、无法在城市真正生活的人们，不仅违背公平正义，也继续抑制着内需，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随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动员令的下达，户籍改革提速可期。虽然渐进、分步、不能“一刀切”的理由十分充分，但不能成为拖延改革、继续二元生活的借口。同时，不能太过依赖城市的自觉。推进实质性改革，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出台改革“时间表”，并彻底剥离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各种不公平经济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