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大众传播媒介的角色异化

　　摘要《超级女生》的播出，吹响了娱乐时代的号角，我国媒体似乎从此进入了一个被娱乐主宰的时代。随着商业元素介入媒体，媒体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开始将自己的关注度与受众的好奇心简单联系起来，不仅制作的娱乐节目或信息内容庸俗，思想浅显，甚至很多媒体开始以娱乐的方式传播信息，用娱乐的手段教育大众。人们通过娱乐活动一般可以达到两方面目的：一方面放松自己；一方面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力。①今天媒体所提供的娱乐也许只能满足其一，却远不能够提高受众的艺术鉴赏力。面对今天纷繁嘈杂的娱乐乱象，庞大的受众群体无可奈何。笔者试着从传播学角度就此现象的原委、影响以及重塑媒介环境的可能进行初步反思。

　　关键词娱乐至死　娱乐致死　议程设置错位　媒介素养

　　赫胥黎曾担心，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将日益被动，自私；真理也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他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提到：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②也许是这种“无尽欲望”的驱使，也许是传媒的推波助澜，娱乐至死成了一种时尚和主义，娱乐就像恐怖主义的突然袭击，一番“狂轰乱炸”后，“死伤”成为必然。于是，娱乐至死最终也就“成全”了娱乐致死。

　　1．娱乐至死：媒介构筑的异化现实环境

　　波兹曼提到，“电视成了美丽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③李普曼指出，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给大众的环境是一种有别于客观现实的“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受众价值观和行为。这种“美丽奇观”、“视觉愉悦”的环境是拟态的，人们会在自己的心目中描绘一种和它相似的“主观现实”。格伯纳认为，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④。媒体在环境提示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假如媒体提示的环境一派繁荣昌盛，歌舞升平，我们的民众还能居安思危，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吗？

　　今天媒介在给我们提示着这样的环境：明星取代了模范，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⑤从情景喜剧到网络恶搞，从诉诸性感的广告到娱乐解说的新闻……媒介在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娱乐。

　　由于媒介的这种偏颇的环境提示，可怜的受众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⑥致使出现偏离的根源就是本文所要论及的娱乐乱象。

　　1．1造星运动：一场如火如荼的杂耍游戏

　　明星魅力源于某种具有公共性质的职业表现的传播效率，只要契合大众想象，就可以在大众媒体上不断“翻拍”、形成一种逐渐升温的大众传播机制。⑦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媒体维持或制造社会影响力的一种生产方式。基于此，媒体从源头入手，打造属于自己的明星，一系列的杂耍游戏成全了个人，满足了受众，乐疯了媒体……

　　《超级女生》横空出世，用“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代替“明星取悦大众”的俗套，使娱乐节目进入了大众自娱自乐的时代。⑧2005年，《超级女生》卷土重来，湖南卫视试图“让全国都快乐”。它以其极高的人气在中国电视界造成很大影响，其他媒体纷纷效仿，使得娱乐选秀成了一种娱乐泛滥。《超级女生》成就了李宇春等，成就了蒙牛乳业，成就了湖南卫视，使得多方赚了个盆满钵满。娱乐让湖南卫视可以与央视试比高，让蒙牛成为全国青少年的最爱，让超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央视的《梦想中国》也不甘示弱。全民打票、全程直播，全力成就普通人的明星梦。它针对的是普通人，怀有梦想的人，而且这些人的梦想对他们来讲，一生当中是很重要的东西。⑨

　　很难想象，偌大个中国，唱支歌，跳个舞，表演个模仿秀，就称之为梦想，并冠以中国的帽子，这难道就是中国民众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可以实现全面小康？美其名曰：打造全民狂欢。这狂欢的背后是什么？是资源整合，媒介和企业战略合作。

　　学术也娱乐！《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聂丛丛谈到：“我们的收视群应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群体，只要是看我们节目的人，肯定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生活。”⑩众所周知，《百家讲坛》2001年以此为宗旨开播的时候并不“卖座”，处于被央视淘汰的边缘，然而几年后，改版后的《百家讲坛》，随着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刘心武解密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等竟然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

　　《百家讲坛》言说的方式在变化，甚至知识的本来面貌也在变化。媒体在伪造一种文化假象，使得文化普遍肤浅化，仅仅为了博得观众的哈哈一乐，自己赚个金银满钵。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可能被改造。媒体变成了一种对学术进行颠覆的媒介暴力。（11）《百家讲坛》的运作方式完全是商业化的，硬是让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恐怕是一厢情愿。所以采取娱乐化的操作方式，在嘉宾与受众的嬉笑欢娱间，文化很容易被稀释，被篡改。文化赢得了市场，市场赢得了利润。但市场可能为了利润，竭泽而渔，将文化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以不负责任，立即抛弃文化，转身寻求其他获利的途径。（12）

　　1．2追星时尚：一场穷人看富人杂耍的游戏

　　在一时没有弄清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时，我们不妨先从造星运动对追星时尚所造成的影响入手。“追星”实际上就是在艳羡别人的沼泽中逐渐迷失自我的过程。塔尔德讲，一切社会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纯粹的发明是极少见的，大量的行为是模仿，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13）

　　受娱乐节目影响，最明显的模仿莫过于“粉丝文化”。在《超级女生》播出期间，李宇春的粉丝叫做玉米，张靓颖的粉丝叫做凉粉……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一种文化。粉丝的行为近乎疯狂，超级女声前三甲一晚获得约900万选票。一个在火车上的清华学生，一路上借了十几个人的手机发短信支持一个超级女生，这就是在娱乐影响下，一个顶级高校高材生的价值判断。央视索福瑞调查，2005年《超级女生》播出时期，湖南卫视收视率在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第二位，《超级女生》是同时段节目的收视率第一位。《超级女生》2005年度决赛的广告15秒广告费以11．25万元超过《新闻联播》后11万元的“标王价”（14）。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唱唱歌，跳跳舞的省级电视台的在广告价位上竟然超过了全国最权威的新闻栏目。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娱乐至上，娱乐至死。

　　它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人生规划。山东教育招生考试院提供的数字表明，山东省艺术类考生2002年为3．2万人，2006年报考人数超过16万，全省考生总数70多万人，平均不到5个人就有一个艺术类考生；李宇春等的一夜成名引发了四川省的艺术专业考试的异常火爆，仅全国到成都参加艺术院校专业考试的学生，突破4万人大关，远远超过历年。

　　我们的娱乐已影响到教育领域，可能是危言耸听，我们的经济在发展，但发展不等于歌舞升平！藏独、矿难、贫穷等很多值得媒体关注的话题，我们为何独爱娱乐？媒体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做出的节目既要源于受众的喜好，同时更来源于社会责任感。

　　2．娱乐致死：娱乐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结果

　　当娱乐的议程在当今中国的媒体环境中被无限放大，议程设置就会错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议题，都能影响受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认知（15）。百度杨丽娟，相关网页1000万余篇；百度艳照门，相关网页4800万余篇。媒体通过“知觉模式”让受众知道有杨丽娟、艳照门这样的议题存在，“显著性模式”告诉受众该议题还很重要，“优先顺序模式”让全社会聚焦于此。由于传媒资源和受众注意力的有限性，媒体报道其不该报道的、以及不报道其应该报道的，都在损害着社会的利益（16）。一个正在发展的民族应该把目光聚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议题上，因为这关系着民族伟大复兴，娱乐肯定不能完成重任。

　　朝议无黄钟，遂使街谈尽瓦釜。一个自我低俗化的媒体对无意义甚至有负面意义的东西趋之若鹜时，便是我们社会生活沉沦之日。（17）娱乐节目是自由的，在新闻领域的娱乐报道也基本上是自由的，而自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更严格的自律。（18）

　　2006年3月，《兰州晨报》使杨丽娟这个议题首次让受众感知。之后吸引了央视、东方卫视、《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前往兰州。李良荣教授回复：媒体在炒作，杨丽娟见不见刘德华，对媒体来说有这么重要吗？那么多国计民生的问题，媒体不关注，却加入了杨丽娟纵容者的行列。

　　媒体的纵容有人站出来说话，只是事件升级太快以至于“有作为”媒体的声音不起作用，2006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星迷”林娟值得媒体如此关注吗》，这一声音被迅速淹没。社会顺从理论讲：媒体偶尔会出现一些批评性的文章和节目，但这样的东西太少了，以至于被大量顺从材料淹没了。（19）

　　在这场“游戏”中，杨父离开了这个世界，杨丽娟被高高举起，又被重重摔下，结果必“死”无疑，媒体自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人文情怀、社会责任、公信力的角度，都是失败的，结果走向了自掘的坟墓。“娱乐已经致死，我们正在面临娱乐恐怖主义。”（20）

　　2008年初“艳照门”风波四起，我们暂不管“艳照门”的传播途径，实际上低级照片的传播和媒体没有太大关系，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艳照门”引起了媒体极高的关注，百度“艳照门”，网页4800余万篇，超过了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严肃题材的报道网页。

　　从伦理角度说，两个未婚青年发生性行为本无可厚非，如果两人把一张床放在长安街上或天安门前，过性生活就有点不雅了。“艳照门”的当事人没打算公开让人参观，也没打算去宣扬他们的事，但碰巧他们是一群公众人物，一群让我们爱之又爱的明星，清纯的阿娇被奉为玉女，玉女是不应该干这样的事的啊，于是大家感觉自己被骗了。

　　从杨丽娟到“艳照门”，我们看不到受益者，受众没有得到艺术熏陶，媒体不太光彩，当事人一败涂地。因为娱乐，当事人兴风作浪，出乖露丑；媒体推波助澜，哗众取宠；受众一哄而上，群情嚣嚣。当娱乐没了“度”制约，娱乐就演变成了“恐怖主义”，我们惊呼：娱乐恐怖主义来袭！

　　3．娱乐恐怖主义来袭的传播学反思

　　娱乐至死的环境是这样构筑的，媒体在大批量复制诸如造星、选秀的哗众取宠的节目；在此影响下，社会上刮起追星风暴；网络、报刊、电视等对娱乐新闻穷追猛打，对环境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娱乐致死是社会的悲剧。但很少能引起人们注意，人们一般不会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正应了那句谚语：缺了谁，地球也不会倒转。娱乐致死的结果不会改变娱乐至死的环境。歌照唱，舞照跳，星照造，娱乐乱象就不可避免。

　　3．1把关者的责任

　　许多把关者为自己开脱罪责：市场需要媒体这样做，受众的媒介素养也“规定”了媒体要这样做，如果媒体既要考虑社会责任，又要做到提高受众审美情趣，节目就做不出来了，这个矛盾看上去似乎是不能解决的，其实是人的“惰性心理”在作怪。很早就有人提出来媒体要以内容为王的观点，“内容为王”的观点可以有两种理解：默多克的内容为王是一条捷径，简单地将受众好奇心、窥视欲与自己的关注度结合起来，投其所好，只要你喜欢，我就给你，结果十分“卖座”；《南方周末》也做到了内容为王，也十分“卖座”，但这其中有了理性的思考，艰辛的体验等，市场同样需要，社会责任也没有缺位，受众的审美情趣得以提高，结构性矛盾解决了，但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媒体太少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也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媒体之道，亦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现代中国传媒人的责任在于围绕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中心，努力充当起“社会公器”的角色。

　　我们曾通过书籍接受文化教育，今天处在信息高度富余环境中的我们却只能寻找娱乐，这恰恰肯定了赫胥黎担心的问题。把关者不要忽视受众对娱乐的“无尽欲望”，把关者担当着传承社会文明的责任，而一味地围绕媒体经营去做节目，社会利益必然让位于商业利益。如果商业利益占据了主导，媒体“社会公器”的角色必然异化，我们通过媒体所获得的自然就不比通过书籍和学校所获得的实惠。

　　3．2受众的素养

　　所谓媒介素养也就是说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对于媒介负面信息有一定程度的辨别过滤能力。（21）娱乐至死环境的到来，如果受众给与应有的抵制，事情不会至此。这就牵扯到了受众的媒介素养问题，

　　就目前我国现状，有一个很庞大的受众群体接触媒介的目的并不明确，他们似乎常常是以一种随波逐流的方式做出反应。很多人在使用大众媒介时并不非常注意，说它是仪式化的或习惯化的行为可能更合适。（22）受众对媒体的期望值似乎仅限于“心绪转换”，利用媒介提供的消遣和娱乐帮助自己“逃避”日常生活的烦恼和压力，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也未尝不可。

　　卡茨等人把受众接触媒介的动机大致分为五类，即认知、情感、个人整合、社会整合以及舒解压力。（23）如果受众的接触动机局限在情感需要和舒解压力上，必然反映出受众媒介素养的低下。究其根本是受众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层次问题，使他们意识不到获得信息、知识、理解的重要性。我国的社会民主化进程、和谐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就显得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媒体在媒介素养重塑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一方面被大众所认知，另一方面还要负担传媒素养教育和提高的重任。（24）美国传播学家J?鲁尔认为媒介本应反映和宣传某种一贯的社会哲学并示意人们去服从于它，但在中国这种哲学目前似乎尚不存在。（25）

　　人类提高自身素养的方式大致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等途径。比较而言，学校媒介素养教育比社会和自我更具有操作性。从学生抓起，他们社会经历少，文化底蕴缺乏，学习能力强，处于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所以他们的可塑性就强。在中小学和普通高校开设不同层次的大众媒介素养课程是一种传统有效的手段；此外可以通过学生自办媒体，组织记者团等进行实践活动。

　　受众媒介素养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毫无经济利益可言的过程，就像普法、扫盲一样，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不计成本的艰苦努力。也许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会认为“王菲生不生孩子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而认为关注诸如南方雪灾、某地矿难的新闻事件会更有意义。

　　4．结语

　　我们不愿看到娱乐至死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主义；更不愿看到娱乐致死还会重演。娱乐化浪潮汹涌澎湃，固然有传播媒介商业利益的驱动，也有媒介素养不高的受众的娱乐需求，传媒人必须认识到一味的娱乐会模糊受众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关注的视线，不利于文化的延续与发扬光大，也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谁来阻止娱乐恐怖主义的来袭？就像打击恐怖主义一样，其根本要消除贫穷，那么打击娱乐恐怖主义就要从“提高国民素质”开始。提高素质的途径很多，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应该从学校教育抓起，普及“媒介素养教育”。

　　（作者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传播学硕士）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