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鸣1993年的摄影作品《60个人的住处》。
他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干着脏累苦险的活儿，用勤劳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盲流”曾是社会上流行的对进城务工农民的一种蔑称 烈日下，两包水泥重重地压在肩上，仅穿着一条短裤的农民工浑身青筋突暴，大汗淋漓……简单的大棚户内，居然挤着60名农民工，破旧的草席，玩着牌、抽着烟、摇着扇，农民工有些发呆的眼神……这是1993年，时任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记者、青年摄影家黄一鸣拍下的多组照片中的两张。
他所关注的这一群体，当时有个很不怎么样的称谓——“盲流”！
“那时候我搬家呀抬个重东西了，总有朋友或邻居嚷嚷，"自己干那么累干嘛，大街边叫几个盲流不就行了？"”黄一鸣说。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普遍的现象，在建省之初，在许多人认为“遍地流金”的海南，民工潮尤甚。
早期被称为“盲流”的这些人，进城后普遍表现为居住条件恶劣，干着脏累苦险的活儿，苦干一年往往拿不到或者拿不全工钱，他们的孩子上学得交一大笔借读费……
作为海南最早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摄影家，黄一鸣1993年曾经在《海南开发报》以整版篇幅，刊发过农民工题材的组照。
“1993年，在一次赴码头采访中，我发现搬运水泥的农民工非常辛苦，他们皮肤承受着水泥腐蚀和烈日暴晒，每月收入才600-900元，我感到很震撼。特区建设少不了这些扛水泥、打地基、扫大街的人！”黄一鸣这样解释自己拍摄农民工系列组照的初衷。
而后，他扛着相机，走近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自己1996年出版的影集中，黄一鸣拒绝使用“盲流”二字，而称“民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提“盲流”的人越来越多，“改良”后的称谓，又从“民工”变为“农民工”。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人越来越多，帮他们讨薪的越来越多，有的社区设立了“农民工之家”，城里人也为春节不能回家的农民工端去了热乎乎的饺子……
2005年12月7日，海南省图书馆落成。馆前白色大理石雕刻成的“参建民工名录”上，留下了海南、广东、福建、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籍七大类、626位民工的名字。
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海南建“参建民工墙”新闻，对这一折射人文关怀的举措好评如潮。
省政府秘书长、时任省文体厅厅长的徐庄，回忆起“民工名录”就动情：“多年来，农民工们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为城市建设了豪华气派的场馆楼宇和科技含量颇高的公共文化设施，可是他们个人却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建"名录"，就是要让每一个参观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些普通劳动者的贡献。”
2008年1月21日下午，在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经过无记名投票，34岁的四川打工妹胡小燕以740张赞成票高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也是我国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2008年10月17日，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范希萍等47名农民工代表，首次步入中国工会最高议事殿堂。
“从"盲流"到"农民工"，到成为人大代表、跻身工会最高议事殿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对现代化及人口城市化这一规律认识的深化及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认同，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海口市社科联主席詹长智博士说。
詹长智说：“改革开放不仅是市场和国门的开放，更深远更具根本意义的是观念和心态的开放，对农民工平等权利的肯定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包容，就是开放的具体体现，而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政策的落实，则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ro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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