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李际均，黑龙江哈尔滨人，1934年5月出生，1950年12月入伍。曾任军司令部侦察参谋、军事科学院学术调研室主任、北京军区陆军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现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政策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交流基金会顾问、国防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有《论战略》、《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等专著。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实行了战略性的转变。当时作为陆军转型的基本内容，是从骡马化步兵向摩托化步兵再向机械化陆军的转变。我有幸亲历了这个进程。
1985年1月，我从北京军区的一个骡马化的步兵师师长职位调任某军军长。临上任前，军区秦基伟司令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去的这个军是一支有光荣历史、号称"万岁军"的部队，是全军组建集团军的试点单位。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机械化集团军的试点工作，不仅是编制调整，还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诸如内部工作程序的建立、新装备的熟悉掌握，特别是由高级战术兵团上升为战役军团的作战指导等问题，都要很好解决。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指示，组建集团军是我军过去没有搞过的，试点工作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当我起身告辞时，秦司令员握着我的手，嘱咐说：“你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战争年代成长的最后一批干部，要把我军优良作风和战斗力传承下去！”秦司令员与部属谈话就像下达作战命令一样，威严而简短，铿锵而明确，使人不由得产生一种不容犹疑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如何完成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1985年初我在集团军常委会上提出完成集团军试点工作总体思路的建议，大体内容是：机械化集团军是个新事物，单凭直觉经验无法形成对各个组成部分和总体作战能力的认识，只有对构成集团军作战能力诸要素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和论证，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战法。通过论证研究，可以加强合成意识，重视兵种建设和使用；可以优化武器装备结构，为改进现行编制装备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能有效地提高指挥员和机关的军事素质。具体工作大致划分三个阶段：一是调整扩编、接收装备，进行基础训练，可以称作是“硬件建设”阶段；二是进行机械化集团军作战能力论证和作战行动研究，可以称作是“软件建设”阶段；三是进行机械化集团军进攻战役实兵检验性演习，可以称作是综合验收阶段。整个试点工作形成三个互相联系、互为前提，并且一环扣一环的系统工程。这个方案的提出，得益于我过去在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科研工作的经历。试点工作方案在高天正政委主持的军党委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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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制到训练的变革 按照上级命令，我们这个军从1983年初到1985年10月先后进行三次整编，第一次是按照上级颁发的“摩托化步兵军暂行编制”进行整编。第二次是按照上级颁发的“陆军合成集团军编制试点方案”进行整编。最后一次基本定型是1985年7至10月，根据中央军委对全军精减整编的部署和北京军区的命令，实行“机械化集团军试验编制”，并重新任命集团军领导成员。这次整编，我集团军是军区的先行单位，任务很重，扩编与缩编、撤销与新建、调入与调出、改建与转隶的单位，多达数百个。1985年11月1日正式执行机械化集团军新编制。军委、总部和军区对集团军试点工作非常重视，杨尚昆副主席、余秋里主任、张爱萍部长、秦基伟司令员都曾亲临部队视察指导。
在军事训练方面，着重抓几个转变：从战术训练为主转变到以战役训练为主；从步兵训练为主转变为专业技术训练为主；从单一兵种训练为主，转变为合成训练为主。在训练中，我们强调从难从严。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是为了打好基础，发扬优良传统作风，摩托化师进行步兵连战术考核中，把全师连长、指导员编成一个干部连队，与各团抽出的参加考核的建制连队一起拉到太行山区的狼牙山下，进行远程奔袭演练。他们在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下，发扬当年在朝鲜战场向三所里、龙源里穿插作战，创造“万岁军”业绩的精神，连续三昼夜不停顿地进行多课目演练。那天我到东道庄检查训练情况时，看到指战员们衣服上都是白霜，连枪背带和手枪套都是白花花的，那是汗水反复浸透又晒干留下的汗碱。师参谋长谷密山同志告诉我，这个干部连队到宿营地后，90多个人当场喝下的和灌水壶的开水竟用了七大锅！
另一件是，我们还把全集团军的团长集中进行考核，包括按照地图堆制作战地域沙盘、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标绘作战决心图、口述战斗命令、情况处置等等。团长们大汗淋漓、各显神通。有的双手标图；有的定下决心、口述战斗命令，一气呵成，滴水不漏。
集团军怎样作战？ 1985年3月，集团军召开了试点论证工作会议，研究部署集团军作战能力论证和进攻战役行动研究的总体规划，确定论证主要课题、标准和分工。军、师、团各级军事主官担任论证组长。进行集团军作战能力论证和战役行动研究是一件庞大而复杂的工作，既要有总体论证，又要有集团军和各种类型的师旅、各兵种作战能力的论证，以及各种战斗保障、技术保障与后勤保障能力的论证等。要求以作战方案为背景，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在广泛总结、研究以往作战经验和本集团军各种演习的实验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包括兰彻斯特方程、指数法、实践经验和专家评估等），进行多种情况、多种方案的研究论证，提出机械化集团军各组成部分及总体作战能力的初步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作战行动的特点。试点论证工作持续整整一年。最紧张阶段，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白天抓部队工作，夜里修改下面送来的论证材料，为了怕睡过头，我把铁哑铃当枕头，睡4个小时就硌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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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大家不知道如何搞。于是我们就运用抓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先组织数学水平较高的炮兵指挥部的参谋们进行集团军在各种情况下的炮兵支援能力的论证。首先分析战役发起阶段和纵深作战阶段不同时节的目标数量、性质与分布；然后计算需要和可能的火力密度，包括地面炮兵一次齐射和一分钟齐射的弹丸重量和压制面积，高射炮兵的掩护空域面积以及所需弹药消耗。经过我反复修改后，作为样板下发各论证单位借鉴。
我们坚持论证与试验相结合，用论证促进训练，用训练丰富论证。为了取得可靠数据，我们利用一些专项演习，如机械化步兵团反空降演习，通信拉动演习，工程兵演习等。特别是组织高炮、高射机枪、100滑膛炮与美、法、德三国武装直升机进行对抗演习（这项演习是总参装备部指导进行的）。所有这些演习，都专门布置实验题目，获取经验数据，为改进战法和论证工作提供实践依据。
1985年夏天，机械化师开赴内蒙驻训期间，集团军专门下达了试验项目，从铁路输送、开进、集结、展开到交战，共完成100多个战术、技术试验课题。当年11月下旬，为检验新配备的重型机械化桥的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并取得试验数据，集团军组织工兵团在房山青龙头水库进行重型机械化桥架设演习。当时有总部工程兵部的领导、工程师，还有几十位回国集训的我国驻外武官前来参观。那天天气阴沉，风很大，测试水温接近零度，操作难度相当大。当架设到第三节钢桥时，我发现已经竖起来还没放下的桥架底部提前脱钩。我立刻对站在身边的团参谋长杨义成说：“不对，出事故了！”只见失去重心的巨大钢桥架连同50吨重的架桥车和车上7名操作工兵瞬间翻入几米深的水底。参观台上有人喊：“工兵操作失误！”我摆一下手说：“现在不是分清责任的时候！”就跑到水边组织救人。所幸落水战士全都安全上岸。刚从冰冷水里爬上来的战士对我说：“军长，我们操作没有问题，请批准我们接着干！”我说：“好样的！”他们不顾寒冷疲劳，一直把桥架到对岸。参观人员热烈鼓掌，并说：“你们军的战士真了不起！”后来查明的确不是战士操作问题，而是设备电路出的问题，研制生产部门承担责任并据此作了改进。
1986年4月，我军召开了集团军试点论证工作总结会议。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员、杨白冰政委到会，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会后将我们完成的五大本共约150万字的机械化集团军作战能力论证和作战行动研究成果转发全区部队。试点论证的收获是多方面的。一是使各级指挥员、机关部门领导开阔了视野，拓宽了知识面，积累了大量数据，方便了工作，对作战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作战运用做到心中有数，为随后进行的战役演习打下了军事学术基础。二是对机械化集团军试验编制装备存在的问题、今后的发展设想、战役行动应抓住的关键问题，向上级提出了有根据的建议。特别是通过论证工作，为集团军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各级机关树立了科学严谨工作作风，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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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我率领军事科学院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副参谋长斯凯尔斯将军向我介绍了他们建立的数字化模拟系统，然后让我提问。我根据过去搞过作战能力论证的经验向他们提出问题。
我问：“你们这套系统运用的数学模型是怎样对战斗力进行量化和计算的？”不出所料，斯凯尔斯将军答复说：“我们是用兰彻斯特方程。”
于是我又问：“兰彻斯特方程是不考虑人的因素的。你们在评估过程中是否有主观的、人工给定的成分？”
斯凯尔斯：“是的。按照这个方程，一般来说，胜利属于武器杀伤力强的一方，这可能就是这一方程式的缺陷。现在我们在训练中对这一评估方法有所改变，实行随机导演。”
这说明我们的论证方法是科学的。我们除了用兰彻斯特方程之外，还采用指数法、经验数据、实验结果和专家评估等方法加以综合考虑。但我们的数据特别是实战数据不如他们完备。
实兵对抗演习 1986年6至8月，在北京军区首长和机关直接领导下，在内蒙朱日和地区进行机械化集团军实兵检验性大演习，以验收机械化集团军试点成果。
这次演习有4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投入现代化装备多，当时几乎所有的我军陆军最新装备都用上了。二是实兵对抗并进行部分实弹射击演习，由于组织工作严密，没有发生意外伤亡事件。三是节约经费，讲求实效。由于这次演习事先没有下拨专项经费，而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按正常训练经费是难以完成的，我们只能从本集团军内部调剂，以保证演习的最低需求。四是活导活演，贴近实战。
演习中有一些故事值得一提。具体领导演习导演部工作的是北京军区周衣兵副司令员，他是一位战争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将军。他执导演习从来不拘一格，往往“出奇招、设难题”，随机导演成分大，指挥要求高。有一次，我们机关的一位处长，在招待军区派来的“调理员”之后，凑到我耳根说：“军长，我把他的调理计划摸到一点眉目啦！”我说：“我不听！我们按自己的真实水平，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周副司令并不按计划出牌。例如部队进入疏散隐蔽地域后，“方面军”要我们上报防空雷达配置图。我心里明白，这是导演部要派侦察飞机选择利用我雷达盲区进入。通信处长请示，是否按真实配置情况上报。我答复：当然按现在真实情况报告，但他们没有规定不准调整部署，20分钟后调整雷达配置地域，在原来的盲区部署两部雷达，同时上报。果然，刚调整并上报完毕，防空指挥部就报告发现一架“敌机”向我隐蔽地域飞来。我命令高炮部队“跟踪哑射”，并向方面军报告。方面军马上指示不准射击，说军区首长在飞机上。据说，经过空中侦察，我集团军大量人员装备没有暴露任何目标。周副司令员对此很满意。在后来的演习过程中，“蓝军”曾派直升机在我指挥所附近企图机降“捉俘虏”，但见到我们警戒分队包围上来，只得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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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师在长途开进中，方面军连续4次变更开进路线和输送方式，有的驾驶员48小时没合眼。张美远师长在装甲指挥车里，用沙哑的嗓子向军指挥所报告开进情况和处置决心，部队按时到达集结地域，展开进攻准备。
集团军机关开进到朱日和地区后，在1461高地开设指挥所，开始进行现地侦察，研究判断情况，定下进攻战役决心和完成作战部署。在这里，我签发了司作字第28号文件，规定搭设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建立包括集团军各指挥要素在内的指挥中心。司令部给工兵团下达命令：一天之内完成土工作业，第二天指挥所要进驻展开工作。工兵团梁团长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对我说：“军长，我保证完成任务，但你得先批给我点钱，我挖好坑还得买木料、苇席做被覆哩！”我说：“这是在打仗，我没有一分钱给你，你们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看到工兵团长为难的样子，我说：“这样办，你挖好方坑，然后用已经淘汰的轻型钢桥做横梁，上面盖坦克蒙布。”听我这样一说，他的愁眉舒展了，但又说：“那也得用点钱买木桩把蒙布固定住啊！”我说：“你派兵上山搬大石头，把蒙布四周压住，这更符合实战要求。”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没想到在沙漠地挖好四方形大坑以后，周边就坍塌了下来。梁团长蹲在坑边，半小时没说话。有人提醒说，用抗洪剩下的草袋装沙子堆墙。集团军指挥中心就这样建起来了。
军区导演部有位王联络官，是位兢兢业业的细心人，在联络任务之外，常常不打招呼到我们指挥中心摸情况。特别是我们在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由于是实兵对抗演习，很怕被“蓝军”事先掌握，所以不得不对王联络官“防着点”。有天半夜时分，我们正俯在地图上研究作战方案。接到哨兵报告，说王联络官来了，大家迅速沿交通壕分散隐蔽起来。参谋们把我拉到炮兵指挥部的帐篷里躲起来。王联络官转了一圈，喃喃自语：“奇怪，在外面还听到里面讲话，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了呢！”他走后，我们哈哈大笑，又回到作战室继续研究进攻方案。
在最后6昼夜的连续演习中，前3天我没有睡过觉。对我来说，这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和1955年参加辽东抗登陆大演习时经历过。所不同的是，那时我是下级军官，打个瞌睡没人注意。这次有用微波传输的摄像机24小时对着我，一举一动、每一个情况处置，都能被导演部和参观团看到。时间长了，眼睛被摄像机的灯光晃得很难受。还有阵地通话器把我每句话都实时传到司令部各部门。高技术是好，但也能折腾人。刘丕训参谋长对我说：“军长，现在部队进攻发展顺利，我替你顶一下，你下去休息一刻钟，有大情况招呼你。”我回到帐篷，口渴得很，看见桌上有半个西瓜，捧起就吃，总觉得舌头有点别扭，吐出来一看，原来我把爬在西瓜上的大硬壳虫也送到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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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演习在夜间结束，天亮以后就进行阅兵。为了保护草场，所有坦克、装甲车、汽车、火炮必须沿一条道路返回和开进到阅兵场，副军长与军务参谋一起制定行进序列，落实到每一辆坦克、装甲车、火炮、汽车。天亮后，井然有序地排列完毕，接受总参和军区首长检阅。在整个演习和阅兵中，充分显示我集团军官兵的优良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前来指导演习的总参军训部郭正元副部长评价说：“演习全过程，反映了集团军和师指挥员有较好的素质，战役意识也很强，特别是在一些较大的情况判断和处置上，更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点。”总参办公厅康成仁处长说，演习“反映出军师主官及部队素质，都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好。如果我军指挥员都能达到这样的指挥水平，我军的建设将会大大地跨进一步”。
一个国家只有强大才能赢得尊严 1986年底，我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派人把他亲笔写的条幅送给我，那上面写的是：“勇于改革，善于创新，面向未来，建设新军。”我知道，组建机械化集团军是他担任军委副秘书长兼国防部长时提出的建议并具体组织落实的。他一直关心这项工作，墨宝上的话是对我们集团军完成试点任务的肯定,也代表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年轻一代军人的嘱托与期望。1988年3月，我在军委办公厅陪同军委杨尚昆副主席观看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机械化集团军进攻战役演习》纪录片，杨副主席对我说：“演习很成功。本来我是要去阅兵的，但对面国家的领导人那时去了远东并看望部队，为避免增加对抗气氛，我才改变计划。军委专门发了贺电，你们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我们向全体指战员宣读了，部队很受鼓舞。”他还问了机械化集团军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我都据实作了汇报。
内蒙朱日和地区大演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动用坦克和装甲车辆最多的一次实兵实弹对抗检验性演习。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演习时，对面的外国军队也同时进行以我集团军为假想敌的对抗演习。他们与我们是同一时间发起进攻，同一时间二梯队投入交战，同一时间结束战役演习和检阅部队。如果双方对进的话，要不了几个小时就碰面了。世事沧桑，冷战结束后，我随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国访问，遇到当年在我们对面演习的一位将军。我们有一段对话——
他说：“我没到过中国，但我在望远镜里看到过。1986年我是团长，你们有个集团军在对面进行大演习，我们也在这边搞对抗演习。”
我告诉他，我就是当年在他们对面中国境内指挥演习的集团军军长。
他说：“都过去了，现在干杯吧!”
我说：“为了友谊。”
从枪炮瞄准到用酒杯“瞄准”，历史翻过了严峻的一页。一个国家只有强大和统一才能赢得和平与尊严。
中国北部的战云消散了，但来自其他方向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仍然存在。我已经退休了，寄希望于新一代军人牢记党、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与嘱托，不断提高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能战方能言和，有备才能无患。要枕戈待旦、秣马厉兵，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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