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全球 内需“托举”中国经济

　　扩大消费多头并举

　　扩大消费需求无疑对于经济的拉动更为实在，但显然也更难——因为“买还是不买”，最终决定权在百姓自己。

　　事实上，随着近年经济的高速成长，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也在显著增加，去年我国11.4%的GDP增长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动分别占4.4%、4.3%、2.7%）。

　　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我国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环境，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万亿元，如果按照全国13.2亿人口平均来看，每人仅1.5万元。这意味着，即便不考虑储蓄不均的问题；单单是人均1.5万元的存款，要真扩大其消费也捉襟见肘。

　　“事实上当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时，要拉动消费难度更大。”汤敏表示，“因为百姓对自己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花钱方面会更为谨慎。”

　　因此要扩大消费，需要多种措施并举，提高百姓的收入水平，释放消费潜能。

　　首先，大力发掘农村和农民的消费潜力。“如果不把农民的消费能力调动起来的话，仅靠城镇是远远不够的”，汤敏告诉本刊记者。

　　而十七届三中全会针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有望极大地释放农村发展潜力，增加农民收入。辜胜阻也认为，长期以来，启动农村内需是扩大内需的难点，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偏低，一直是扩大内需的主要障碍。而相比城镇市场，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至少可支持经济30年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要抓住农村新一轮改革契机，推动农村消费市场升级。

　　其次，要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汤敏看来，中小企业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众多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这方面除针对性地出台中小企业金融扶持政策外，辜胜阻认为可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当前要推进增值税转型，扩大中小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减轻企业税负；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要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对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

　　第三，以稳健宽松的财税货币政策鼓励居民消费。有专家建议，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放宽税前扣除范围，降低边际税率，刺激消费需求；要建立收入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倡导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新观念。要继续加大公共支出，通过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手段刺激和引导消费，利用乘数效应倍增社会总需求。

　　转变增长方式的良机

　　所谓危机，乃危中有机。有受访专家指出，经济从高增长区间进入相对平稳增长区间，恰恰是对中国既有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整的良机，通过结构性调整，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模式，转变为“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增长循环。

　　为此张晓晶建议，“要充分利用好当前结构调整的好时机，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汤敏指出，扩大内需不仅是为了保障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是要创造条件，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要转变增长模式，要改变多年来增长靠投资，高消耗、低产出的增长模式。虽然以前我们也强调，但真正推动很困难，原因很简单，因为外需有市场，增长有保证，改革的动力有限。”汤敏对记者强调道，“中国的改革很多都是在危机中的改革，现在危机来了，反而动力有可能大了。只要我们抓住机会，有可能让坏事变好事。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来保增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加剧了国内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使我们吃了很多苦头。”苑德军也向本刊记者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经济增长只有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才能建立经济增长的长效动力机制，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效益性，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外需放缓并非坏事，其给政府带来了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压力和动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苑德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