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矿难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
回顾整个过程,就像看一部惊险大片。
闪光灯亮起,“咔嚓咔嚓”两响,迅即退出房间,跑到楼道里,又是“咔嚓咔嚓咔嚓”三响,然后箭步下楼,跑到一楼大厅,未等保安缓过神来,又是一顿连拍。
“拍完以后,自己后背都发凉”,戴骁军对记者说,“也许还没等矿方人员打你,那些记者都会打你。”
这次拍摄留下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
9月25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完成了职业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拍摄。
事情的缘起是,他接到干河煤矿矿工举报,41岁的矿工吉新红在矿内闷死,吉系洪洞县曲亭镇北柏村二组人,9月22日下葬。事故发生后,煤矿未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发放“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
10月25日,记者在太原辗转找到戴骁军采访,并随即赶赴干河煤矿展开调查。
顾名思义,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的出资方就是“霍”、“宝”两大集团——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的霍州煤电集团公司和宝钢集团下属的宝钢贸易公司。这家煤矿控股方霍州煤电集团,是原霍州矿务局2000年改制而成的企业。
董事长证实有“封口费”
几名矿工证实,9月20日,一名正在作业的洪洞县工友被他们所挖出的“黑色黄金”吞噬,窒息而亡。“煤矿塌了,矿上肯定有责任。”见记者听不明白,一名矿工解释:“煤矿塌了就是漏了,把人埋了。”
10月26日中午,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直到9月底,集团公司才接到了干河煤矿的事故报告。
他告诉记者,10月21日,霍州煤电集团召开干部大会,对此事通报全局,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不是瞒报,他是报得迟了。”杨根贵说。
杨根贵还证实了“封口费”的事,他说:“刚开始有这种情况,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严肃处理,没人来了。”
记者询问煤矿矿长李天智等负责人是否受到处分,杨根贵说,事故处理工作根据集团公司1月6日安全会议上出台的有关规定“对号”。此外,要求矿长李天智向安监局写出书面检查,并罚款8000元。
矿方说“有四五十记者”
10月26日上午,记者来到煤矿的办公大楼。记者在一楼大厅,向保安人员打探情况。从摄于9月25日晚的照片可以看到,前来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当晚便在此处的登记簿上留下了姓名,许多人填写的来访事由是“找李主任”或“找李国良”。在大楼里,所有人员都拒绝采访。
离开干河煤矿大约20公里之后,记者意外接到了自称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出了点事儿,很多记者去‘敲诈’?”对于这一问题,李国良在电话那端解释:“不算敲诈。来的媒体多而已。”
究竟去了多少记者?李国良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吧。”这一数字,少于戴骁军9月25日晚所目测的100多人的规模。
而那并非“封口费”发放的唯一一天。干河煤矿门口总有一些出租汽车在等活,据司机回忆,出事后的四五天内,来了不少记者“领‘封口费’”。一名司机还向记者多次强调并点出了两家电视台的名字。这两家电视台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香港,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
不过,记者无法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因为无法从干河煤矿拿到“封口费”发放名单。
中央有关部门已抵晋调查
25日下午,记者就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放“封口费”一事,电话采访了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处长戎晓峰、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马爱民。戎晓峰告诉记者,山西省有关部门已就此展开调查,并将在27日召开会议深入部署调查与整改工作。
马爱民主任则透露,中央有关部门调查组已经抵达山西调查“封口费”之事。
发钱现场“记者”排长龙
9月25日傍晚,网名为“天马行空”的戴骁军与网名为“直播山西”的同行驱车前往霍宝干河煤矿。
众人排队一人点钱
眼前的一幕让在新闻行业干了20年的戴骁军叹为观止:十多间办公室,坐着一群群正在闲聊的“记者”,过道上挤满了排队的人。
经现场观察,戴骁军发现,前面经过两道登记程序后,三楼办公室还有一群人围着一张办公桌再次登记,然后拿着纸条到另一间办公室“办事”。在另一间办公室,他见到了听闻已久的“封口费”发放现场,“众人排队,一人点钱”。
这名新闻老兵在三层楼梯口把相机从包中取出,来到一间六七人围着登记的办公室,“咔嚓咔嚓”连拍两张照片,就迅速退到过道,对着排队的人群又是连拍三张。
仅用一分钟时间,他就跑到办公楼大厅进门登记处,一只手抓到桌子上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办公楼来客登记簿”猛翻,另一只手握住相机猛摁快门,还未等一旁的保安缓过神来,四张登记名册已然变成了图片证据。
煤矿办公大楼前,泊满了各路“记者”的汽车。戴骁军先是叮嘱“直播山西”发动汽车,自己则在几十秒钟之内提着相机飞奔至停车位,对着几辆标志显著的汽车一阵狂拍,就那么一会儿,他又拍下了5张照片。
返回省城,两人深怕夜长梦多,趁着情绪激动,赶紧整理文字稿件。
很多“媒体”闻所未闻
在霍宝干河煤矿时,现场这么多“记者”,戴骁军一个都不认识。他仔细查看照片上的登记表,39家登记来访的媒体大部分是经济类、科技信息类报刊社,以及法律、安全、财富类周刊。其中山西某日报登记3人,某某消费导报两人、某财富杂志两人。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经济电视台”、“社会报”、“科技报”、“网络报”,等等。此外,办公楼前还停有一辆北京牌照的某电视台“安全现场”栏目的越野车。
“打出租车进山开奥迪下山”
在山西新闻界,流传着两个广为人知的“封口费”传奇故事。一个“记者”下午进山,第二天早上下山就带下来八九十万元。还有一个“记者”是打出租车进山,下山便开着一辆奥迪。
当地一名记者说:“假记者一般是开着越野车,进山方便。”
山西某报一名记者分析说:“一般都是个体、民营煤矿发放‘封口费’。此次霍宝干河煤矿有点例外。”
山西交口县某乡镇负责人说,他们那里“黑口子”每吨煤的“封口费”成本为50元。假记者去了不给钱就叫真记者来,随便就能卡住“黑口子”矿主的“七寸”。
发生矿难,最早获悉线索与内情的是矿山周边农民或无业游民。山西某报新闻热线经常接到报料,“某矿出事故,你们来采访!能给我分多少钱?”因为单个农民或无业游民根本不被矿主放在眼里,“假记者”成为他们唯一可以用以制衡矿主的力量。
由此,在煤矿事故之后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利益链。线人提供信息给“假记者”,后者得利之后分给前者多少钱,但钱不能白给,“假记者”又把此信息群发给其他同行,从中提成。这样,一传二,二传四,倍数效应立马放大。据知情者透露,“线人”的回扣在10%~30%之间。
山西新闻界一名老记者说,在这里,煤老板送给记者两个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据知情者透露,煤矿发放“封口费”有巨大的利益诉求。据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山西省非法违法煤矿行政处罚规定》,非法违法煤矿企业发生死亡事故,除按照有关规定对死亡职工给予不低于每人20万元的赔偿外,每死亡1人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也就是说,如果某矿一次性死亡5人,那么,煤矿需赔偿矿工家属100万元,且被国家罚款500万元。
但是,如果私下通过与矿工家属协商赔付100万元,即使再花上几十甚至上百万元“封口费”瞒下此事,于矿主来说还是省了几百万元,最为重要的是煤矿不用停产整顿,还可以继续出煤,一天的利润不可估量。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2007年春节临汾某局发生一人死亡的安全事故。山西某某导报地方记者站、地方版、舆论监督部、社会新闻部、特稿部,一个上午去了30多号人。对方说,你们既然是一个单位的中午就坐在一起吃饭,但餐桌上大家互不认识。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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