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新闻记者不能漠视真相

　　山西洪洞县霍宝干煤矿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不向上报告，闻风而来的真假记者纷纷前去领取“封口费”。《中国青年报》10月27日的报道，揭开了某些媒体的丑陋一幕。

　　“负面事件”出现以后，当事方为隐瞒信息百般施法，动用权力或暴力阻止报道，这样的事情已多见报道，这样的报道使记者拥有高大的形象。而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人们对记者职业早已另有评价。

　　我无意提出判断，说“负面事件”出现以后，照章处置与枉法处置的情况各占多大的比例；也无意提出，说媒体和记者面临这样的情况时，揭开真相与隐匿真相的情况各占多大的比例。这不仅是因为我无法获得充分的材料去作这样的判断，也是因为我不想陷入“大多数与极个别”的先验要求。我只能说，“负面事件”处置上的“操作”或“控制”十分普遍，记者领取“封口费”只是“运作”的内容之一罢了。

　　包括煤矿安全事故在内的各种不振奋人心、不令人欣喜的事情，被视为“负面现象”，由此而形成的便是“负面信息”。对一个以振奋和欣喜为“法定情绪”的社会来说，消除“负面现象”几乎是本能倾向。当“负面现象”不能消除时，消除“负面信息”就成为消除“负面现象”的替代品。只要没有信息传出来，就相当于事情没有发生。

　　很多时候，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媒体就会失去传递真实信息的可能性。例如一起矿难发生了，矿主会有隐瞒的冲动，如同制造严重车祸的司机会有逃逸的冲动，但肇事逃逸会受到交警追责的制约，隐瞒事故往往变成矿主与政府的共同利益，形成责任处理者与责任承担者的利益同盟，这里所说的共同利益，包括矿主和地方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包括他们荣损与共的其他利益。

　　“没有发生事故”，或者“只发生了一点点小事故”，既有益于事故当事者，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如果事故很恶劣，隐瞒还会有益于上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阻止信息传播就成为强大的行动，通过权力压制、暴力威胁还是金钱贿赂，只是具体情况具体办理而已。

　　记者被认作社会良心，但可以肯定地说，在隐瞒成为多方重大利益之所系的情况下，真实报道会变成困难的事情。如果真实不是是否符合事实，而是是否符合被“负面现象”发生地政府的口径，那么真实的报道就可能被指认为失实，而且往往不可能实现，依照被认可的口径(也被称为“权威来源”)报道则万分保险。既然报道真相如此困难而且后果难料，那么有人愿意为了不报道某事而发给记者“封口费”，合乎逻辑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就不言而喻了。

　　媒体和记者的道德何在？人们必然要责问，人们也必须要责问。但请相信，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完成具有可能性的环境之中。如果在一个环境中，道德的完成是不可能的，那么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大量存在。对媒体和记者来说，“封口”如果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那么领取“封口费”与不领取“封口费”在道德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相信，在媒体中仍然有人如同堂·吉诃德一样，去追求职业精神的完满。但这只是让人感叹超卓之士可以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不代表一般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多记者在领取“封口费”，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没有痛苦，也没有多少羞耻感，这个群体与很多职业群体一起编织着社会的道德图景，已没有高尚可言。

　　一个记者可以有很多缺点，唯一不能有的缺点是漠视真相。不能去报道真实，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是命定的，其尊严感将大受打击，无耻行为也会大量产生。任何职业都有其道德基点，摧毁一个职业的道德基点，就是打开这个职业的无耻阀门。

　　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完成具有可能性的环境之中。如果在一个环境中，道德的完成是不可能的，那么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大量存在。对媒体和记者来说，“封口”如果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那么领取“封口费”与不领取“封口费”在道德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刘洪波)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