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乡绅席成友的一年之约

　　“企业做大了，回来捞政治资本吧！”这些话，村民不但对记者说，有时还当着席成友的面指责——富豪当村官，确实不屑于贪污村里那点资金，但他们对资源的支配和利用，究竟是以利己还是利他为原则，农民并非不会质疑。

　　上世纪90年代，集体水厂进行股份制改制，席成友等几个管理人员出资买下股权，集体企业私有化实现了他的原始积累同时，也难免加大他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隔阂。

　　两三年前，席成友想在胜利村搞林业基地，引进经济价值较高的果树，就遭到了强烈的抵触。按他的计划，建一个集中的种植基地，栽种经济价值高的药材和核桃，8年以后就能体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村里人均经济收入应该可以达到5~8万。年轻人还可以在基地打工，学习农业和养殖技术。

　　然而村民对此很反感。建基地，还是涉及征地，而且还征到席成友个人名下去。“你也是长一个脑壳，我们也长一个脑壳，就你能种核桃，我们不会种吗？”火气大的村民这么说。

　　努力不果，席成友把基地建在了离擂鼓镇一段距离的墩上乡新民村、禹里乡禹穴村和都坝乡水井村三个村子里，共计有3万亩林地，都栽上了药材和核桃树。而把这一切看在眼内的胜利村村民，很多也随之种起了核桃——显然，他们虽不愿服从他的治理，却还是相信他的经济眼光。

　　对此，席成友很不屑：“这么一亩三分地，有什么用？就今年初有企业过来，要收200吨核桃，以包产地零零碎碎的种植量，能交出来吗？最终还是产生不了规模效应，致不了富！”

　　“要发展，就必须集约化、规模化，船大才好抵御风浪。小打小闹永远成不了气候！”他用力挥手拍在桌子上，声音很响。“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开始村民可能会因为失去土地而哭泣，但年底得到利润分红，他们就会理解了。”

　　基于此，富豪席成友曾向乡镇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要求“权力担保”：“要我回村当支书，第一要拟定政策，把70%的包产地收归集体，只留下30%作为村民自留地。第二是所有建房要通过每个合作社集中建起来，腾出大部分的宅基地，还是用以招商引资。三是搞公司集约化后，以村为单位成立治安联防队，在进行治安管理过程中政府不得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无法双赢

　　在胜利村，村民的自建房占地面积都很大，有的人家里常住人口只有两三人，却建了多间房子，而且各人的房屋错落分散，把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在席成友眼里，土地是能下金蛋的宝贵资源，他看着心疼。

　　但村民总觉得：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的房子，才有归属感。

　　地震后，政府规划在平地的中心地带建永久性住房。但村民意见很大，把村长未继明愁坏了：“老百姓开始不希望集中建房，还是希望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后来实在没有就地重建的条件，他们又在争集中住房到底建在哪里，都要求建在自己的生产队地盘上，现在的规划是建在五六队的地上，其他生产队天天都在闹。”

　　传统观念深入骨髓，连天灾也无法将其打破，更何况当年风调雨顺时？当年如果有人要拆房子，大伙不冲上来拼命才怪。这种事席成友自己做不来，也不愿担恶名，他希望政府来协调。

　　“这在你们发达地区的农村早就在做了吧？”席成友表情严肃地皱着眉头，“但当年政府放不开思想，说这跟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土地承包30年，还没到期限呢，怎么能收回来呢。”

　　土地收归集体流转，这些年来在东部地区确实不是稀罕事，部分村庄依靠这种方式拉动了经济发展，但其间出现的问题与争议也从未停歇。当年镇政府不答应，一方面是观念相对保守，而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民愤的担忧。

　　但对于席成友来说，他生于斯长于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的关系，当企业处于扩张阶段时，掌握村官权力及各种资源的支配权，不但可以带领村子发展经济，对个人企业的长足发展必然也更为有利——这是一个“双赢”的考虑。

　　然而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不了，对资源的支配权受限，不仅村里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他个人也只能长期耽于芝麻绿豆的村中小事，反而会拖慢个人企业发展的步伐。

　　权衡之下，他不愿干了。

　　村干部直选每换届一次，镇领导就找席成友一次，每次席成友都提一模一样的三个条件，政府始终还是一条没答应。如是这般12年，老支书已年过70，席成友还是劝他：“你再顶一届，下届我再考虑。”

　　拒当村支书后，席成友个人事业发展一日千里：林地、养殖场、酒店等资产与日俱增。

　　贫和富的差距，即使在灾后重建的艰难日子里也有明显体现。当村长夫妇正用政府免费发放的大米煮着咸菜稀饭的时候，席成友的妻子端上了排骨、鱼、肉、鸡、南瓜等一大桌丰盛菜肴，肉香从四面通风的帐篷里一直飘出去。

　　破而后立

　　不过，这些年席成友并不是以“富豪”的身份与胜利村隔离的，虽然在绵阳有房子，但他口里所说的“家”在胜利村。

　　从1996年首次拒当村支书开始，每年春节他都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慰问金，并多次出资给村里修路。包括这次地震开仓发粮，他一直在村里扮演着传统社会乡绅的角色，也希望能通过这些举措渐渐修复与村民之间的隔阂。

　　“这次临危受命，本来不想干，但大灾当前，推不掉。”席成友平时表情严肃，极少笑。但只要是跟村民交流，他都会露出友善的笑容，但这并不能减少当上村官后的他与村民的直接冲突。

　　在9月暴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现场，他激动地跟旁边几个村民交谈着，几番争执后，他快步往泥石流形成的废墟走下去，指着露出地面的输水管道告诉记者：“这里本来是村民的包产地，泥石流后变成了砂石废墟，有些村民就挖砂拿去卖。河床越挖越深，不能容许他们再这么干了。”

　　对这些琐事，席成友不胜其烦，却又不能不管。“老百姓就是这个样子。干再多的事情都得不到理解，你的态度稍为不好，他们还要骂你。”

　　好在政策峰回路转，席成友仍旧干劲十足。

　　擂鼓镇早在1996年就被划入北川县城一体化发展范围，但12年过去了，地征不下来，村里没有一条真正像样的大道，公共设施无法兴建。然而地震后只用了20天，道路全部推通了，两个月后路灯也安装好了。

　　由于接收安置附近山区的灾民，四个村的常住人口一下子从4000人猛增至1.5万人以上。四个村的总体幅员面积2.6平方公里，除去河道和道路只有1.9平方公里，再减去城镇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供开发的只有1.1平方公里。

　　基于此，政府定了规划，要把这里建成禹羌民族文化村，使其作为未来旅游产业的枢纽——从成都到地震遗址博物馆，从擂鼓中转，最后再到九寨沟，形成一条旅游环线。而最令席成友高兴的是，为了集中建房以及建设旅游设施，政府下了政策征地，村民终于不得已接受了这个事实。

　　包产地和宅基地收回，集中永久性住房建起……这一切实现后，席成友12年前提出的条件基本都已具备，最重要的是政府承诺埋单——对于失地的农民，将通过农转非，纳入社保、医保、低保体系。

　　“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状态了吗？虽然地震夺走了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破坏了我们的家园，但却又给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破而后立的格局，是他当初料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