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剩下的日子

　　报道

　　剩下的日子

　　■本刊记者/张雄（河南上蔡报道）

　　他想努力活好他剩下的每一天，却什么都干不了

　　深秋的豫南平原笼罩在一片氤氲中，冬小麦刚从泥土中稀稀拉拉地抽出青苗。新旧坟三三两两地散布在地里，旁边的蔬菜长得骇人的茂盛。

　　从现在起到明年春末，和所有文楼村民一样，孔金强将在等待收获中，度过一年里最为漫长的农闲时光。

　　孔金强抿着嘴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新居前接受拍照，他严肃的姿态充满仪式感，让人不忍心把照片拍坏。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平淡而充实的笑容，巨大的满足感使他看起来充满活力。

　　三个月前，不惑之年的孔金强完成了一个中国农民的人生工程——盖房。这栋总面积达到200平米的两层小楼耗费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为此还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这相当于这个家庭数年的收入。坐在这间充满装修味道的大房子里，夫妻俩显得有些寂寞。

　　这是他给儿子准备的婚房——尽管儿子现在才13岁。孔金强必须得在他还折腾得动的时间里，竭力完成作为父亲的最后三件义务：把儿子抚养成人，帮他找个媳妇，给他盖房。现在可行的，只有最后一件。时间到底还剩多少，十年？三年？五个月？孔金强自己也不知道。

　　孔金强，男，生于1968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人。2002年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以下为其口述实录：

　　卖血史

　　我20岁那年卖了第一次血。

　　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家里的境况其实不算太差，我小时候成绩其实是还不错的，十三岁就考上初中，还是重点中学呢。到了初中，就开始贪玩。毕业了，没考上高中。我老爹最疼我，他老人家说，小爷嘛，年纪这么轻，不如再上一遍吧？于是我就把初中又上了一遍。三年之后还是没考上。我也感觉挺没脸见老爹的。

　　我念完第二遍初中，那个年纪在农村也该谈婚论嫁了。我得娶媳妇，可是我没钱啊。你问我为啥不出来打工？没路子，我也不习惯、不敢出去，害怕找不到活儿。现在想想，其实那时候去广东打工，那不就不会得艾滋病了嘛。唉，河南人其实是比较恋家的。

　　卖血的事情很早就有了，80年代就有，叫有偿献血。那时候都宣传献血好，对身体新陈代谢有好处。袖子一卷，让他们抽一点就有钱赚，干嘛不去啊。于是就跟他们一起去县医院卖了。

　　那个时候还叫“全采”，就是一次性抽走，跟后来“单采”回输红血球不一样。而且条件也还比较干净。他规定三个月只能献一次，每次300cc就是70块钱。我一年去个三四次，除掉地里那点东西，收入基本上就靠这个了。

　　我91年结的婚，92年盖的房。我们的房子还真是手工做的，自己拉一点土，用泥巴做砖坯，自己拉到窑厂去烧成青砖，特别结实，小瓦也这么造的。房子盖起来之后，我还跟在建筑队后面当小工，每天5块钱。

　　结婚之后两年，我就有了两个女儿。我是想着要个男孩的，就还想生。农村都这样嘛。挺奇怪到第三年怎么就没再生，是我老婆有毛病吧，或者是我卖血身体不好。那就出去挣钱吧，孩子放在她们姥姥家带。

　　1994年我们夫妻俩一起跑到深圳。没想到工资也很低，我们到了一家纸品厂，一天基本工资除掉吃住，才五块五，跟在家里差不多。我原来在家里抽一块五一包的烟，到了那儿改成七毛钱的。原来是一天一包，也变成三天一包了。三十块钱的零花钱，两个人一个月都用不完。其实在厂里面是吃不饱的，我们也逛街，看到街上那些卖小吃，油条、馒头的，从来不买。但是我知道我老婆其实挺想吃的，她也是舍不得。有个小吃店，我俩每次出去都要路过，走了几个晚上，一狠心，就买一个馒头吃吧。居然要七毛钱，南方的馒头好贵。

　　我干得挺卖力，老板也看得出来。他把我换了个更轻松点的工作，工资还涨了，一天9块。我经常加班，有个月一共挣了350块钱。这是最多的一次月工资了。

　　我们俩在那里干着挺好，本来不想回来的。到了春节，家里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吧，计划生育的太狠了，要扒房子了。我赶紧跟老板请假，说春节过后就回来。结果之后就再回不去了。

　　我到了家，找了人，少交了点钱把超生的事情摆平了。我老婆在深圳的时候，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春节过后半年就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我的心愿也了了。是个儿子就得自己养，就不出去了。

　　回来之后，没了经济来源，还得靠卖血。我发现血站变了法子，叫“单采”。就是把血经过离心机分离出血清，把其余的红细胞还输回身体里。好像95年的时候国家不准搞单采了，但是底下还是偷偷地搞，那些人还是原来在卫生局、医院干的人，带个采血袋、天平秤、分浆机，租个几间篷房。也不化验，也不检查转氨酶，血糖指标合不合格。问了你的血型，拿棉签在胳膊上擦一下就开始抽。

　　几个人的血在一个分浆机里摇，清一半红一半。只要其中一个人的血有问题，其他几个人都跑不了。我现在想，这个病肯定就是那个时候得上的。

　　1995年，卖血真是卖疯了。血站的人说现在半月就能抽一次，每次采800cc，提走400cc，给四五十块钱，太贱（便宜）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好几个地方挂号，一个月下来卖了十几次的我也见过。我还是算比较胆小的，也得有个五六次吧。卖了血就干不了重活，浑身没力气，脸色很难看，黄巴巴的，大家也都一样。抽了那么多血，身体肯定不如原来啊。人的身体全靠血液，就跟机器靠油一个道理。

　　我老婆也去过，就一次。她背着我偷偷去的，因为卖血没奶水孩子怎么办，我肯定要怪她的。她躺下刚采了一袋还没分浆，她妹妹跑过去跟她说：你还在采血啊，小孩哭得不行啦。她一听，就晕掉了。人家赶紧把血给她回输了。要是一分浆，就危险了。她到现在也没得艾滋病。其实我是在2002年才开始用安全套的，奇怪这么多年怎么她就没得上。后来听医生说，性传播的几率是千分之一。我们也算是万幸吧。

　　这一年卖得最凶，后来第二年上面一下子就管得非常严，我记得好像就出去卖过一次就再没有过了。所以之后的年轻人就没机会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基本上就是我这个年龄比较集中，35到55岁。

　　从1998，1999年左右村子里就陆续开始死人，都是原来卖过血的年轻人。症状就是高烧不退、腹泻什么的。看医生也不行，就是治不好，也搞不清病因。

　　发病

　　我是2001年春天开始发病的，那是我最难过的一年。我跟别人后面干装修的活儿，拉肚子拉得不停，体重一下子减掉10斤，可能那个时候艾滋病毒就侵犯消化道了。我就在村里找大夫看，他给我开治腹泻的药，没有效果，药一停就重犯。进县城去，我们村的一个大夫在县中医院上班，我去找他，他让我去查下血，看是不是丙肝。一查果然就是。以前他看过我们村的其他人，也是丙肝，当时认为是霉菌感染，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的说法。他给我开了中药，说你回去慢慢治吧。

　　从公路下来到我们村有一段小路。我一下公路，心里想了很多，我才33岁，还很年轻哦，如果我死了怎么办啊。因为在我之前就已经有“霉菌感染”死了的，得了这个病就很可能死得很快。我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婆负担这么重，怎么办？这样想着想着眼泪就出来了。很难过啊。快进村的时候，我跟自己说，别哭了，不能让老婆看见了。强装笑脸进了家门，跟她说没事，能慢慢治好的。

　　我按照大夫开的中药，一天一剂，每天10块钱。那时候很穷，煤球都烧不起了。我老婆给我熬药，她就拿三块砖头在地上支起一只铝盆，拾一点干柴来烧。火不好着，她就趴在地上吹。大夏天的，她弄得满头大汗，又拿扇子扇火，全是烟，熏得眼泪都出来了，我看着难受死了。

　　就这样喝了半年药，还不能吃一滴油，到10月份腹泻就慢慢好了。我觉得真是奇迹。那么多人都病着病着就死掉了。我挺幸运的，也算是大难不死吧。

　　我有个侄子，他比我还大一岁，但是辈分比我矮，从小在一起玩着长大的，我们特别亲。我发病那年他也病得厉害。一开始是浮肿，脸色发黑，像乌鸡一样，又像非洲黑人。说话有气无力的，后来头发掉了，胳膊变细，瘦得特别狠，真的是皮包骨头啊。他有段时间心情很坏，不吃药，我过去劝他，还说好好养病，肯定能看好的。6月份的时候他还是走了，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就站在他床前，拉着他手，没什么可说的。

　　出殡的时候，我很难过，就在心里说：你走了，我送你一程吧！他们说我身体不好，可我非要抬棺材，谁也劝不动。抬了二三十米，我就不行了，只好让别人把我换下来。一路上泪水止不住地流，哭得都看不见路了。他们把棺材埋到土里，我在旁边看着，心情特别复杂，想到自己以后也会这样死掉??

　　歧视

　　我侄子死了之后，村里其他人就在暗地里嘀咕：下一个就是孔金强啦。

　　那时候确实不停地在死人，有时候一天就埋掉好几个。全村真的是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谁会死掉，而且对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特别提防。村里有个人出去报名出海打鱼，要化验血，结果不合格，被退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就传到我们村，说是艾滋病。那时间对艾滋病一点也不知道，就觉得跟瘟神一样。外村有过来卖热豆腐的，他买了碗吃，走了。卖豆腐的人见他一转背，就把他吃过的碗哗地扔掉了。还有一次，他在小卖部跟人打麻将，走了之后老板娘把凳子用开水一遍一遍地烫。还有红白喜事，一大桌子人如果来了个得病的，其他人就哗一下全跑光了，要吃你一个人吃吧。就歧视得那么厉害。

　　我刚才说的那个在中医院的大夫，一查我们这些人症状都差不多，就跟湖北的桂希恩教授联系。他就来了采血样，带回去化验，我也采了。结果就是艾滋病，10个里面有9个都是，我也是。这是2002年的事。

　　那时候真的有过很多次轻生的念头，不想活。没有希望，就觉得死是迟早的事。有很多人查出来是这个病以后，很快就死掉了。我能活到现在，真的是后来自己想得开，不然大概现在连骨头都化没了。

　　检查结果一出来，卖过血的，基本上都感染了。那段时间大家什么事都不做，成天坐在一起聊天，诊所旁边像个小集市一样热闹。谁都没心思干活，什么都停了，很消极。大家想的都是活不到几天了，无精打采的。然后就埋怨政府，想要不是你们县医院办的这些血站，我们怎么会得上艾滋病呢。

　　后来都查出来了也好，谁有病谁没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基本上每家都得有一个，有的还是夫妻俩。这样好，谁也别歧视谁了。再一个经过宣传，大家也都知道了传播途径，歧视的问题好了不少。

　　出了村子就不行了。媒体一报道，我们一下子在全国都出了名，招工的一看是文楼来的，就吓坏了，马上赶人。好多人办假证，或者干脆找不要身份证的地方。在上蔡县城人家都歧视。我们03年那会儿，村里好多人没有生计，就买了摩托三轮去县城做营运。我们那批买车的，为了保护车后门，在三轮后面绑了块木板。不知道谁把这个事给捅了出去，结果人家一看三轮后面绑了个木板的车，就知道是文楼的车，不肯坐。村里的菜也卖不出去，全都倒掉了。

　　好多外面的亲戚，也都不敢来我家了。我家有个亲戚，关系本来很近的，也一直还来往。这几年去他家，我发现每次他给我的碗和筷子都是一样的。我还知道他把我的碗放在橱柜里的位置，都没有变过。

　　其实我也能理解，人家不了解有顾虑也很正常。我现在跟别人一起吃饭，夹菜就很小心，只夹盘子里的一个角，绝不乱动。我觉得自己自觉一点，对人家也是好事。

　　未来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尊严不尊严，而是能不能生存了。你看像我们这样，就没法出去做事。你在村子里转转看，一个年轻人都没有，他们都出去打工去了。我们出不去，首先人家不要，再一个干重活身体吃不消。平时就生怕得小病，比如感冒发烧的，其实再一发病起来，几个月可能就死掉了。

　　你看我们三四十岁的，本来正是人生黄金的时候，就这么每天在家耗着，也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随时就会发病。我们这辈子就算是毁掉了。可是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怎么办？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两个女儿，今年才十五六岁，家里实在没钱供她们读下去了。她们也很懂事，自己提出来说不上了，就去了广东打工。我愧对她们呀！我要是没有这病，出去怎么打拼也不怕。

　　现在地里每年也就能收个2000多，政府给我们有一点补助，也有2000多块钱。加上平时我去做些小工还能挣一点，吃饭是问题不大。可是盖房子欠了那么多钱要还，儿子上高中，每年起码也得要1万。

　　我经常一个人躺在床上想，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个好办法。我跟我老婆说，我死了你自己慢慢过吧，最好你再找一个算了。我在地下也赞成你找，至少你不受累了，也是好事情嘛，该找就找。她说她不会的。

　　唉，也不知道啥时间能结束。不过自己想，还是能活一天是一天。再活个十年二十年，儿媳妇至少娶了吧，该操的心都操完了，心里就没啥遗憾了。总感觉自己生命是有限了，不像正常人，七十八十的，好像是无限的，我们不能那样想。活一天少一天，转一转看一看，多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从2001年到现在这几年等于是多活的。现在身体没事，感冒不多，一个月两个月来一次吧，暂时很好，以后可不敢说。发病很快，说死也很快。这次你来，咱们一起聊天，下次你再来，说不定我就没啦。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隐去其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