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天下事，生前身后名

　　书生天下事，生前身后名

　　紫川

　　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没有告别仪式，没有领导慰问，没有媒体专题。官方讣告来自他生前任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他已多年未参与所里的活动。10月3日，98岁高龄的瞿同祖先生悄然辞别人世。

　　瞿先生早在1940年代便蜚声中西学界，其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开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至今仍是该领域学人的必读著作。晚年他恬淡安详、与世无争，“大隐隐于市”。

　　从早年的才华惊艳，到晚年的宁静淡泊，瞿先生的后半生低调而神秘。一方面其名字和著作不断为学人重温，一方面各类媒体和公开场合几乎从未出现其影迹。难怪1999年台湾学者林端造访北京时，会惊愕于瞿先生仍然健在的消息；拜访瞿先生后，又以瞿先生一生之沉浮荣辱，论证学者与社会文化背景之联系。

　　平心而论，瞿先生并不是西人所谓的传奇学者。他没有一长串行政、社会和学术头衔，亦非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而只有4本书和几篇论文，其中两本他自认学术价值“不高”，一直不情愿再版；他经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主要学术成果却全完成在52岁之前；他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却又多半因为这个原因缺少同道，也没有嫡传弟子，他的几代仰慕者几乎都是从著作中知道他的名字。加之，瞿先生虽然家学渊源，颇多名师良友，但他的性格未免太过于平和温顺，并没有太多奇闻轶事、英雄行止供后人评头论足或壮怀激烈。对于大众，甚至对于法学界之外的学术圈，瞿同祖是个陌生的名字。

　　然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瞿先生百年人生的浮沉荣辱实在值得我们潜思。借着悼念和回顾，我们可以重温和反思这一百年的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历史，揣度学者在纷繁世局中如何保持学人本分，思考何谓优秀学者的标准。

　　瞿先生1910年生于长沙的翰林世家，自小得到曾任清廷军机大臣的祖父瞿鸿禨先生开蒙，并在叔父瞿宣颖指导下训读经史。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入燕京大学就读，主修社会学，其时燕大社会学系集中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之后他进入燕大研究生院，专攻社会史学，并于1936年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次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不愿做顺民的瞿先生只身南下。1939年，他来到了昆明, 开始在云南大学执教，并在西南联大授课。瞿先生尽其所能搜集中国法制史资料,“伏案写读, 敌机不时来袭, 有警辄匆匆挟稿而走, 时作时辍, 倍平日之力, 始得竟其功”，完成了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社会学视野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中西学界誉之为中国法律史最佳著作。

　　10年之后，瞿先生远赴北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做研究，尽管多数时候他独自漂泊各地，但还是出版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英译本和英文版的《清代地方政府》，赢得学界的高度赞誉。

　　1934年到1965年是瞿同祖先生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这30年间他的研究卓有成效。最让人惋惜的是，他的学术创造力在1965年回国后就基本终止了。满怀激情回到北京后，先生旋即遭遇“文革”，虽未受到迫害，却一直未被安排工作。直到1971年他才被安置到湖南文史馆，工作为“政治学习”。也是在这一年，他和分隔多年的妻子赵曾玖终于在湖南团聚，然而，5年后爱妻就离开了人世。这段荒废的历史，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苦痛。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瞿先生被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对他而言这也是一个重振旗鼓的契机，他计划再写一本书，坚持每天坐公交车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前后近两年。然而，或是因为年岁渐长、身体欠佳，或是因为只能借两本书、下午早早闭馆的图书馆和其他条件的限制，瞿先生并未按预期完成书稿。这是他后来深以为憾的事情。

　　倘若能报以“同情之了解”，对于他的无奈，我们便不会仅止于惋惜。瞿先生出身社会学界，其研究涉及社会史、法律史和政治史。以上3个学科都属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的人文社会学科。他毕竟一介书生，在海外时并不了解国内的政治风云，更不可能预料“文革”的发生，会对他这样的旧式学者造成多大的冲击。后来他曾很无奈地回顾道，“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我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瞿先生隐姓埋名、被冷遇10多年，实在已属幸运。他不是刚烈狂狷之士，毋宁说，他性格深处更多隐忍与平和。但风雨如晦、少人幸免的时局之下，一个人选择隐忍与平和而不是屈服与献媚，也是另一种坚持和英勇。

　　这种性格也让他在1978年后的学科重建及学者复出热潮中依然淡泊而沉默。有人认为，瞿先生太不懂政治。1981年《中国法律与社会》重版，他竟坚持不修改他“过时”的“封建”概念；有人认为，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的瞿先生，对于刚面临学科重建任务的中国学术界未免太过奢侈，事实上，随着中国学术的重建和扩张，重新理解瞿先生及其作品才成为了一种可能。正因为此，瞿先生逝世后，在主流媒介的轻描淡写之外，网上会有这么多朝气蓬勃的后辈用朴实的言辞哀悼这位老先生。

　　瞿先生的成就自然也源于他的天分、抱负，但先生自承，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他的“学术成果”无非是4本书和几篇论文，但每本书、每篇论文都有这四字的根基。先生曾表示，他并不害怕被年轻一代超越，年轻一代应当拿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

　　摇旗呐喊乃至运用手段、汲取资源而无心问道的学者，他们的名字将被淡忘，成就另一种沉默。而瞿同祖这个名字，必将被永远写入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研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