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 他的电影曾有一亿观众

《女篮五号》差点被枪毙，因为这个戏里球队没有一个党代表

1992年3月5日，谢晋（左）与儿子谢衍合作拍摄故事片《熊猫吉米》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挑选熊猫演员

　　谢晋 他的电影曾有一亿观众

　　《天云山传奇》里，冯晴岚漫天大雪中用板车拉着罗群回家，罗群替她取下被雪花模糊了的眼镜，两个苦命人相视一笑，引多少人泪下。谢晋就是一个字：真！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10月17日，谢晋先生回了趟老家，喝了点酒，睡过去了。照传统说法，算仙逝。妻子徐大雯后来说，谢晋回乡那天，她一晚上没睡好。

　　谢晋最放心不下的阿四，被他教会每天在4个罐里各抓一把、烧粥晚上喝的阿四，尚不晓得喝粥人又少了一位。

他被安置在别处，口袋里还有一张父亲写的纸条:“我是谢晋的小儿子。”

　　谢晋有3个儿子。阿三染病是个意外：乳母患有哮喘，等到发觉，已经喝了半年奶水，由此影响智力发育。1992年，40岁的阿三走了，哮喘并发症。

　　今年6月12日，谢晋和阿二谢衍在沪宴请香港导演许鞍华。席间甚欢，谢衍还稍许喝了点酒，在去年初查出肝癌后这是被禁止的。他信佛，吃素，安静谦和，讲话轻声轻气，从不抱怨什么。

　　8月23日，他也先走了。前一天下午他说起要在郊区找块墓地，自己居中，左右留给智障的两个弟弟。电影《启明星》中，两个傻子受欺侮，被扔进垃圾箱，取自“文革”中阿三阿四的经历，造反派的作为……

　　谢晋连着四夜睡不着。像挨了霜打的茄子，怔怔地坐着，无话。第5天，陪了好几天的徐松子把深圳赶来的刘晓庆领进屋，他的眼泪流下来，说了些话，又说不下去了。

　　新疆插队后回沪的大女儿今年60岁。“文革”中因为父亲的关系，没有上过大学。谢家第三代，是惟一的外孙。

　　追悼会开过，要散的。满天下的桃李飞了来，要飞回去的。日子要过下去，惟由时间去熨平。像从前一样。

　　一份驳杂的菜单：从形势到思潮

　　从前，谢晋进牛棚的时候，每月只有5角津贴，一家三代六七口人要吃饭，两个孱弱的儿子要保证营养，徐大雯常常低了头到小菜场里去拣菜皮，顶着各种眼光。谢衍告诉朋友，父亲在被允许回家的时候，会像做化学实验那样，把母亲拣来的菜皮同猪血一道熬汤，大家说好吃他便像得了实验奖的中学生，到处炫耀。

　　有天造反派吆喝：“谢晋，出来出来。”谢晋从牛棚出来，问什么事。“爷爷死了。”谢晋回家，父亲趴在写字台边，人已冻僵。“我把他抱到床上，我扳，扳他的腿，想扳直，扳不动啊。”母亲跳了楼，被好心人盖了件东西。“我把她抱起来……我爸爸妈妈，都是我抱起来。”想料理父亲尸骨，造反派命令：“回去了回去了。”只好回去。“所以我爸爸后来入土没有，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平反后，对厂里“文革”中待他不善的青年人，该用他照用，该提携照样提携。那些人对他心存感激，心怀愧疚。熟悉他的人说：他对政治斗争一窍不通，天性宽释，一派天真。

　　从18岁进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算起，谢晋追随电影67年，比他党龄长（1984年入党）。他留下38部电影，一份略显驳杂的菜单。其中包括两部京剧：《原野》和样板戏《磐石湾》，两部指令暂离牛棚拍摄的“文革”电影：《海港》和《春苗》。

　　年过八旬，必须借助听器和大声嚷嚷才能交谈的谢晋回顾当年的许多影片，都会提到“形势”二字。

　　在1957年之前，有过一段宽松岁月。譬如，据郑洞天回忆，并不是中共党员的金焰当过上影演员剧团团长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委会副主任。

　　从“反右”到“四清”到“文革”，主要报纸和《大众电影》上，都会刊发电影批判或争鸣文章。许多文章背后，蕴藏着路线斗争和运动前兆。1980年代以后，陆续创刊的《电影新作》、《电影评介》、《当代电影》乃至《读书》、《当代文坛》等等，则是各种思潮粉墨登场。

　　当时的上影厂已由于伶、钟敬之等第一代人传到徐桑楚手中。他回忆说，“文革”后上影合并了海燕、天马两个厂，职工总共1400多人，其中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这些基本创作人员还有500多，里面不少八级技工，手艺好，经验也特别丰富。“我算了一下，当时厂里文艺六级以上的高级人才还有108位，号称上影厂‘一百单八将’，这就是‘文革’以后保存下来的家底。”

　　当时导演室有不少老导演，像汤晓丹、桑弧、沈浮、黄佐临、鲁韧、刘琼；一批很有实力的中年导演，像傅超武、岑范、黄祖模、汤化达、谢晋；青年导演则有吴贻弓、赵焕章、宋崇、李歇浦、于本正、杨延晋、黄蜀芹、石晓华等一大批。

　　2004年，黄蜀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讲述了从影第一部戏《啊！摇篮》的故事。1979年，《啊！摇篮》编剧到上海，指名要谢晋来导。在厂里扫地的谢晋被叫到厂长室，剧本递过来。谢晋看完提要求，说要两个副导演，厂长问谁，他说一个石晓华，一个黄蜀芹。

　　“就这样，本来也在改造的我们俩被解放出来。”黄蜀芹说：“我1964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影厂，15年里连电影的边还没沾上，谢导自己刚刚有了点转机，就想办法把我们也解救出来。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

　　现在的电影，文学基础太差了

　　1950年代起，各大电影厂都设置了文学部，上影厂文学部坐落在永福路52号，负责供应剧本。徐桑楚回忆说：“谢晋一天到晚东打听西打听，发现好剧本二话不说，拿回去一个通宵就看完。《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秋瑾》都是厂里提供剧本，《芙蓉镇》完全是他自己找来的。”

　　浏览谢晋电影的文学班底：写《红色娘子军》后梁信又为上影厂写了《从奴隶到将军》；《青春》是当时海军一个20多岁的作家李云良写的；李准改编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鲁彦周写了《天云山传奇》，山东作家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最早发在《十月》1982年第6期，古华的《芙蓉镇》首发在《当代》1981年第1期 ；1996年的《鸦片战争》，由大陆作家朱苏进、麦天枢，香港作家倪震等编剧。

　　《芙蓉镇》中令人刮目相看的“秦书田扫街”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秦书田扫街还讲究一点姿态步伐，大约跟他当年当过歌舞剧团的编导有关系。他将扫帚整得和人一般高，腰杆挺得笔直的，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握着扫帚就和舞蹈演员在台上握着片船桨一样，一摆一摆地挥洒自如；两脚则是脚尖落地，一前一后地移动着，也像在舞台上合着音乐节拍滑行一般。由于动作轻捷协调，他总是扫得又快又好，汗都少出。而且每天都要帮着胡玉音扫上一长截。胡玉音则每天早晨都是累出一身汗，看着秦癫子挥动扫帚的姿态感到羡慕。这本是一件女人要强过男人的活路。

　　经过编剧再创造，加上灯光、烟雾和华尔兹，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场景。香港文隽说，尤其因为《芙蓉镇》，许多港人改变了对内地电影的看法。

　　谢晋晚年谋划着王安忆、叶辛、铁凝的作品。逝前爱不释手的，是胡思华的小说《大人物》。如果有人问他，他就亮开大嗓门：现在的电影，文学基础太差了！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一塌糊涂！宋朝的武打戏，怎么跑到九寨沟去拍啊！

　　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

　　1959年文学部一位同志对谢晋说，“这个本子（《红色娘子军》）我们看了，不错。”谢晋一看，“不是光打仗，还写了人，而且有传奇性。”立刻拍电报给作者梁信：我们要了，速来沪。

　　祝希娟当时是上海戏剧学院二年级学生，谢晋去学校挑人那天，她正跟两个同学辩论。谢晋一看，那气质，正是吴琼花。

　　剧中可怜的吴琼花在革命过程中没能把住自己，爱上了党代表，并且雷了他一眼，眼神九曲十八弯。谢晋竖起大拇指：“这眼神非常好，祝希娟演得非常准确。”

　　“不行，统统剪掉。”组织的声音。

　　这是“反右”后第三年，余波尚在，剧本早因爱情戏被判“立意不高”。有人说，为什么文艺作品老是要描写英雄人物的爱情？我们有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十八九岁，甚至更年轻，从来没谈过恋爱，更没碰过女人，为什么不写写他们？

　　“组织决定”下，谢晋想了个办法，没回海南岛补戏，而是把这段戏修理了一下：眼神保留，台词改掉，重新配音。黄宗英看后专门写文章抱不平：“再怎么剪，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

　　戏中原先还有一段洪长青写日记，记的是吴琼花爱上了他，他思想斗争着。也剪掉了，因为组织上根本没批准他们动心。

　　《舞台姐妹》是在批判声中完成的。1965年，据说拍到一半时，张春桥发话说，务必照原剧本拍完——以便树成另一株“大毒草”。但从夏衍到袁雪芬都很支持，谢晋说这时候他已经有些“任性”了，“认了，豁出去了”，认认真真按原意拍完。

　　审片时却被莫名其妙改了台词。电影结尾，春花坐在船头讲起师傅传下的梨园训诫“我以后要清清白白做人，然后认认真真唱戏”，被改为“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一定要重新做人”。还有一段“我在想，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被改成“我在想，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

　　这部戏，让谢晋被归入“牛鬼蛇神”，进了牛棚。但“文革”结束后，“大毒草”又成了好电影。“戏没变，眼睛变啦？”

　　贺龙力挺《女篮五号》

　　在讲《女篮五号》的故事时，谢晋不自觉地流露了他身上承前启后的跨时代性。片中既有抽雪茄、穿皮氅的旧社会流氓，也有新中国的竞赛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譬如让球。

　　谢晋还首次起用非专业演员：16岁的曹其纬（曹汝霖的孙女，出身很成问题）当时是上海女排主攻手。借调时遇到困难，最后前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很支持，帮忙敲定；“天津大学最漂亮的女孩子”向梅是群众来信推荐的。

　　重看此片，能在片头看到一串必须致敬的名字，譬如摄影沈西林、指挥陈歌辛；也能发现男主角刘琼出场时，脸上常有两坨红红的油彩，唇上还有朱色的口红。

　　“《女篮五号》差点枪毙，这个戏没有写党的领导，我们的球队总归要有一个党代表的，这个戏没有。第二，这个电影有锦标主义倾向，因为当时主张友谊第一，我们甚至还让球。”“后来周总理看了，说这个戏要送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的，哪些地方有缺点改一下就行，顶过去了。最后贺龙来了，贺老总一看这个戏说‘好极了’，其他人都不讲话了。”

　　在莫斯科，《女篮5号》得了银奖。1米78的曹其纬后来成为国家女排主攻手。为了给纪录片《大师谢晋》留一份史料，今年68岁的曹其纬特意从香港回了趟上海，顺便看望谢晋和秦怡。

　　1962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到上影厂视察，“你们老是拍些哭哭啼啼的戏，拍一点喜剧吧。”于是上影厂同时推出3部喜剧，《大李小李和老李》就是其一。其时，“三年自然灾害”已到后期，上千万人极度饥饿以致命赴黄泉。

　　好在谢晋一生偏爱相声和滑稽戏，沪上滑稽戏演员都是他的好友。谢晋说，当年拍这个戏特别开心，大家营养不良，笑声不断。他体贴地“包”下整个滑稽剧团——拍戏两三个月。小时候旷课听“小热昏”杜宝林起步的范哈哈在戏中演老李，他跟关宏达演的大力士误入冰库、眉毛挂霜那场戏，颇有卓别林喜剧味道。大力士敲敲猪，再敲敲自己，那“笃笃”的声音是专门制作的。

　　拍完还是受批判。审片组有人发话：怎么能把人和猪相提并论呢？

　　《天云山传奇》上映后也引起很大争议，批评如潮，焦点集中在老干部吴遥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徐桑楚记得有篇文章说，“像吴遥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人，把他写成共产党的老干部，党内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潜台词不言而喻。在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下，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影片大加赞赏，成为舆论的转折点，反对批评之声由此渐弱。

　　徐桑楚说，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环境，已经比六七十年代宽松了许多，那个动不动就帽子、棍子满天飞，上纲上线、政治陷害甚至人身摧残的时代，到底过去了。

　　人气和脾气一样出名

　　一次在法国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这样介绍谢晋：这里站着一位中国导演，他的电影曾有一亿几千万观众。略过长长的作品列表，略过各种政府或行业的荣誉奖项，以一个数字描述一个电影人的成就。

　　一亿多人，当年为什么喜欢看谢晋的电影？

　　作家孙甘露说，谢晋代表了一种传统审美：扬善惩恶的结局，细腻的欲言又止的爱情；命运的跌宕起伏被浓缩在几个特定时间点上，以此营造戏剧冲突。这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的表现形式。古华的《芙蓉镇》就抽取4个年份来表现：1963年、1964年、1969年、1979年。

　　谢晋还擅长煽情。《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漫天大雪中用板车拉着罗群回家，罗群替她取下被雪花模糊了的眼镜，两个苦命人相视一笑，音乐起，引多少人泪下。老百姓的情，怎么煽？谢晋就是一个字：真，包括细节——为了守候一场真正的雪，他每天打电话跟东北通化的外景地联系。

　　饰演宋薇的王馥荔收到过一个男青年的来信，他母亲跟右派父亲离婚改嫁——跟片中的宋薇非常相似。父亲死后，男孩一直不能原谅母亲。这部电影让他理解了那代人的难处，母子开始通信，最后团聚。

　　他的“抠戏”是出了名的。许多人领教过他在片场的脾气。

　　《牧马人》中一场戏，要求丛珊将脸贴在朱时茂胸口，表现新婚的恩爱。一条，两条，三条，都不理想，谢晋冲丛珊吼：“你怎么回事啊？”丛珊“哇”地哭了。谢晋一挥手：“今天不拍了！”戏散后，副导演鲍芝芳赶紧问原因。“那儿有毛。”丛珊多么委屈。20多年后，谢晋说起这段哈哈大笑：“可见当年的演员多么淳朴。”

　　丛珊说，谢导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众的审美与价值取向。拍摄《大师谢晋》的石川说，谢晋的电影中，《舞台姐妹》和《芙蓉镇》最美。

　　一回到江南水乡，谢晋便回到他的童年。而一旦回到童年，许多艺术家都会有如神助地抒情。

　　抒情也有技巧。《芙蓉镇》中有个镜头，胡玉音给秦书田的米粉里多加一勺调料，秦心里一暖，不由抓了她的手，拿眼盯她。姜文看完这段样片说，谢导，我觉得这里演得好。谢晋说，告诉你吧，我在这里升了格。电影胶片1秒钟24帧画面，谢晋放慢一点，用28格去表现那个情感丰盛的眼神。

　　人道主义，是评论家归结出来的。在谢晋自己，不过是一个童年记忆：骑在长工肩膀上去听戏，看到戏班小孩子蹲在那里匆匆扒饭，没什么菜，真是可怜哦。

　　他的电影，从没有离开过他经验过的生活。真实，是他的艺术观念。超验，他做不到。后生晚辈把他跟黑泽明相提并论时，他说：我跟黑泽明不是一个路子的，那种叙事我做不到，我跟山本萨夫（代表作《啊，野麦岭》、《华丽的家族》等）比较接近。美学上讲，谢晋的风格跟台湾导演李行也较接近。78岁的李行得知谢晋没了，顿时哭了。

　　黑泽明在68岁写完了自传《蛤蟆的油》，谢晋85岁也没觉得到了写自传的年龄，《大师谢晋》摄制组是在谢衍的鼎力支持下，连忽悠带哄，将他按定在摄像机前。他只留下一本文集，1998年出版的《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

　　两代导演一家人

　　儒生修齐治平、经世济国的情怀，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谢晋身上也有。拍摄《鸦片战争》，是在1996年全国两会作为政协提案提出来的。谢晋说，香港回归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一言不发、无所作为？

　　这年谢晋自筹资金近1亿元拍摄《鸦片战争》，此时他已73岁。摄制组拍过一组片花，记下了这位本该在家打太极拳、伺弄花草的老人如何戴着顶草帽，在片场任汗水洇湿前胸后背，记下了他如何立在饰演林则徐的鲍国安身边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随着台词给手势、给眼神，屈膝、挥手，低喝“（把账本）扔给他”——这是观众看不到的谢晋，令人动容。

　　进行到一半资金出现缺口，谢晋把房产，包括上虞老家的房子都做了抵押。全国许多人在帮他，但这部片子还是亏了。跟当时行情比，谢晋自己拿的片酬极低。

　　儿子谢衍深深理解父亲这代电影人的幸福与痛苦。“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会去拍那些武打的东西，还是一直想写人，写那些底层的人。但现在的电影投资人，包括电影厂、电影总局都不会来拍这种电影，他跟潮流不合。所以对他来讲现在机会是比较少。”说这话时，中国电影刚好走过100年。

　　两代导演的分野在谢家父子身上可见一斑。谢衍在美国接受电影训练，习惯严格遵守制片进度和预算，绝不像父亲那样为一个镜头的完美在现场磨个没完。谢晋每每让演员到现场排练小品，不到满意绝不开机；谢衍则笃信“灵感”，不看重事先的安排设计，也从不带演员到现场排戏。谢晋作息日夜颠倒，越是夜深越有精神，但擅长见缝插针，一有空闲倒头便睡；谢衍一向早睡早起，收工从不拖延。

　　1992年，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虽然很大一块立足教学，也是谢晋的与时俱进。但两代电影人的不同道路，不仅是资本介入的结果——电影从没有离开过投资方的钱，不管是政府给，还是公司给；也不仅是电影理念传统与新锐的对峙、朱大可发起的“谢晋模式”讨论和谢晋批评华语大片“场面的恢弘与剧情的苍白”的对峙，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巨变。

　　谢晋经受过哪个领导都能对电影“讲话”的政治压力、体制束缚，也得益于体制认可下调度、拍摄、发行的诸多便利。最明显的，许多人都有看包场电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记忆。但石川说，如果没有当年电影创作的举国体制，许多片子是拍不出来的，譬如《南征北战》，没有部队介入（就像汶川地震救援那样）简直无法想象，那么多大场面，只用了40万元。

　　石川对谢晋充满敬意，交往10多年，近两年来录下他的最后音容及艺术生涯片断，但他也对学生说：不太同意把谢晋的作品奉为大师级经典，也不同意把体制的账算在谢晋一个人头上。谢晋电影是传统文化的一支余脉，所谓“谢晋模式”不仅是他个人的（其他导演就没有模式？），也是中国传统电影的。谢晋电影有思想性，但他不是哲学家，不是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他身份单纯，就是一个艺术家。

　　石川还认为，谢晋的巅峰之作与1980年代文化思潮的支撑有关，当时整个文化界浪头一致。但80年代末以后，这种力量分崩离析，各归其位。谢晋晚年作品表现出一种思想的无序状态，最后只能回到“人道主义”，与此有关。

　　这不仅仅体现在谢晋一个人身上，“第五代”后期作品就是参考。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是姜文发回的短信。无论我们怎样地意外、不舍，谢晋以他的派头撒手归去。但愿天堂里有女儿红、他最爱吃的香椿炒蛋和臭豆腐，以及迷恋了一生的摄像机。

　　（鸣谢代琇、庄辛著《谢晋传》；古华著《芙蓉镇》；陆弘石、舒晓鸣著《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谢晋电影》；2004年央视《相聚流金岁月》，2005年央视《面对面》，2008年上海东视《可凡倾听》，以及上大影视学院《大师谢晋》摄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