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震预报元老：为“漏报犯”的名头而委屈

5月20日，中国地震局、辽宁省政府在鞍山市举行海城地震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older/CFP/图

10月22日，杭州安吉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防震演习。有些专家认为，比寄望于地震预报更为可靠和重要的是尽早普及地震防护和自救措施。吴煌图

　　【四】恩怨情仇：主流“拼盘”与非主流“突击”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由此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

　　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地震局系统对于此次汶川地震不曾瞒报的自信，多少可以解释为基于技术无奈的自信。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直截了当地说：“瞒报？没有这个水平，不到这个地步。”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退休专家耿庆国被称预报了这次地震。据称他之前也预报了唐山大地震。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在正式场合给予否认，称这次地震前，“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看到网上说谁谁怎么预测了这次地震，他想跟帖写一些反驳的东西，“结果老是不给登，贴上去就被删了”。

　　对于这则消息的反应显示了如今地震学界主流与非主流的分野。耿庆国被认为是地震研究的“非主流学者”，他现在的头衔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耿自称该团体是一个“弱势团体”。他的支持者、该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则进一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地震学界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打压历来就有。”

　　对于厌倦者来说，“非主流”的耿庆国就像个总在叫喊“狼来了”的孩子。“每次都欲哭无泪，在流血。凡是发生地震以后都说他预报准了，甚至全球大地震、水灾、雪灾等等灾害，都是他们预报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说，“你每隔两天就预报一个地震，不用百八十个，你就报10个，碰上一个你就说，你看我报准了，你怎么不听我的？我怎么听你的，我要是政府我怎么听你的？”

　　而对于支持者来说，耿庆国就像当年的哥白尼，备受打压。“老耿给我印象最强的：非常沉重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巨大的正义感以及求真务实的精神。”陈一文说，“而且他没有任何资金，没有助手。中国地震局所有工作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能够在地震发生前给当地的老百姓打个招呼。而老耿为什么这么认真？为什么这么执著？他心里装着人民的安危。”

　　事实上，“主流”和“非主流”之间还有另外一段“公案”，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唐山大地震是否漏报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临门一脚失败，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其时梅世蓉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而分析预报室下属两个组，其中一个专门的京津组负责首都圈的地震预报，组长为汪成民。耿庆国当时在北京地震队工作。这是一个罗生门般的陈述，从汪成民和耿庆国接受杂志采访时的回忆来看，梅世蓉被指责有压制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之嫌，而梅世蓉则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是他真有这个预报意见，我不支持他，主持会议的人也不支持他，我们这些人都该拉去枪毙。”“他现在到处传播，老百姓都认为是他做了一件好事情，我成了罪人。”

　　事件的另一方汪成民、耿庆国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历经唐山大地震的预测纷争和40年沉浮，当年一起被周总理鼓舞的地震学者们已相隔甚远。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认为地震预报不一定非要划主流和非主流，“所谓非主流，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也要尊重他们。”他说，“即使瞎子摸象也不失是一种集思广益的知识来源，只要瞎子们报告的，确实是摸到了大象实体部分的真实情况。”

　　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之处，虽然技术没过关，地震预报却成为一项官方任务。“很多国家政府不直接负责预报问题。”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马宗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我国）政府现在还是很努力做这件事。”

　　由此也决定了各级地震局系统的尴尬：一方面被赋予提供预报意见的任务，一方面本身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它。技术现实和任务目标的错位已然产生了某些奇特的影响。

　　中国地震局每年年初都会搞一个年度地震趋势的会商，之前先由各研究机构和各省地震局提交自己对该年度的地震预测意见。

　　理论既无突破，也就不好说谁是权威或者谁就正确，年度会商是综合各地不同意见的结果。“各省谈各省的，每个省就掌握一点资料，然后往一起拼。”梅世蓉说，“这几年的年度会商就是拼。”

　　年度会商的主要作用是划出该年度的危险区域，而危险区域划多划少，震级如何则有另外的权衡。

　　“多数是说可能有5到6级地震，划了好多圈，如果划得多，有些（发生的地震）就掉进去了。”梅说，“这样最保险，但绝对不敢报大震，因为报大震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也不能说没地震，这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和保险系数，从管理者角度上看，虚报没有问题，漏报不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

　　由于每年各省自己报的危险区很多，于是各省地震局会有“争地震”之说。“这样省里头才能给钱，你那里太平无事要钱干什么？所以他要地震，但是又不敢要大地震，你说了大地震不来，花多了钱也不好交待。”梅世蓉说。

　　“好多利益搅和在一起，有的省，分析预报人员是这个意见，管预报的局长来了，就说，不行，应该怎么样，就改了，有可能改严重，有可能改轻，不一定。”陈学忠说。

　　每年地震局会统计成功预报了多少地震。2006年中国地震局的消息说，30年来中国曾成功预报二十多次。“统计的时候，我不能说他乱来，但至少是非常宽松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会商时划的圈子本来就很大，地震落到圈子里算报对，但边上的也算基本报对。说得难听点是在游戏中修改游戏规则，这种数字没有意义。”

　　和地震局系统井然有序的工作相比，非主流的学者的做法就像士兵突击般勇猛了。事实上，主流与非主流的纷争，还来自于“非主流”学者喜欢将预报意见直接“捅出去”的做法。

　　一名中国地震局专家提到，一位“非主流”学者曾在2000年前后预报北戴河7月份会有8级地震，“那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北戴河开会，当时的国家科委主管领导要求核实。这位学者跟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一起去北戴河汇报，他走出地震局大门时说，这次8级地震要不来，我就从地震局大楼上跳下去，结果地震也没来。”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也不掩饰他对“非主流”的不欣赏：“他们往往把某一次的有所对应的预报意见无限地放大，而把若干次的虚报尽量地忽略掩饰。”

　　他说，一些“不知怀着什么目的”的专家会将大震预报意见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书记批到地震局，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收集起来，给他们存档。万一哪一次让他碰到了，那可不得了了。偶尔一次的报准他就成了英雄，我们就成了背负历史耻辱的人”。

　　如果报不准呢，也会给主管部门造成很大压力。他举例说，1991年岁末年初，有一位专家给新疆阿勒泰的官员发布了一个预报意见，结果这个意见一下传出去了，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天气中造成大量人员的恐慌性撤逃。当时的地震局采取了很多措施才把人劝回去。“首先要考虑到，我们的预报很多是不准的，如果草率发布，可能报20次也难对1次，这对各地的影响不堪设想。”王海涛强调。

　　至于“非主流”一方，学者陈一文也颇为无可奈何：“我每次（把预报意见）提交给你，你每次都不理，我怎么办？”“我监测到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我就要把它报出来。我不考虑如果失败人们对我又怎么看。我就是希望引起重视，加强监测、加强教育、加强防备。”

　　“地震局的人就说，你们退休了，你们就上公园玩儿去，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捣乱。”

　　【五】政治考量：报还是不报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世界上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认为科学家可以发布地震预报，不用管老百姓搬不搬家，走不走，他愿意跑就自己跑去，政府愿意停产是政府的责任。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家没权力发布任何震情预报，因为地震预报的水平很低。“你敢拍着胸脯说准吗？”一位地震局专家说。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梅世蓉还记得自己曾发布的一次北京有地震的预报，那是1976年底，唐山地震之后压力巨大。但不久她便撤销了预报，“我走在长安街上去看啊，那真是稀有，好像是抗日战争逃难一样，你往东他往西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心里震撼啊。我们个人渺小得很，发布这个预报跟抛硬币差不多，但是一个意见可以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人，不能轻易搞预报。影响太大。”这最终成为作为地震预报权威的梅世蓉平生惟一的一次地震预报，“还没报准”。

　　同样是1976年，8月间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此前地震专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宏观异常，便也预报了有地震，而且讨论了预报要不要“挂七”（挂上七级），“挂七”和不“挂七”大不一样，一挂了七就是比较强的。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松潘地震从发布预报到发生地震经历了三个月，其间各地闹地震一片混乱。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甚至某村61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政府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上，他恨不得你说一个‘没有了’，大家就不折腾了。四川地震局已经考虑要撤销预报，这时候，地震来了。”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党委书记张肇诚说。

　　松潘地震的预报事后受到了批评，认为预报得太早，给当地造成了太大的影响。后来四川省委因为大力部署防震还被批评“以地震压革命”。预警期间有人逃地震跑到了唐山，结果在唐山大地震中伤亡。

　　至今时常被拿来当作正面典型的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预报奇迹，在地震学界看来是双重的巧合：学者的自信和政治人物的铁腕。“海城发布预报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当革委会主任，地震局说可能有地震，还挺大的，毛远新说那少废话，把人都给我架出去。结果，真震了。”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回忆。

　　梅世蓉把地震预报总结为两个问题：“能预报不能预报，是问题；该报预报和不该报预报，是很大的问题。”总之，预报是很大的科学问题，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症结依然是老问题：地震预报不准。

　　而地震局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权衡，也是以此为基点。

　　根据现有《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省级地震局负责提供预报意见，各省级地方政府负责发布该地区的地震预警。有的地震局报告给政府的意见，是给省政府主管官员一个关于地震判断的“情况反映”，不作为正式的预报意见，相当于“打招呼”。而且地方政府要权衡利弊，考虑预报不预报的损失。“不是说给了他意见就报，有的地区不报比报要好一些，报了比不报损失更大。比如云南有些地区6级不会有什么人员伤亡，报了可能整个社会生产都停下来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而省局对于报7级以上的地震很谨慎，没有把握的就压下来，或者降级报，比如原本准备报6级的，就报5到6级。”《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所写论文《地震预警初探》中总结了地震部门对预报的态度变化：唐山大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稳定压倒一切。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说，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除强余震预报外，新疆地震局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可供发布的预报意见向自治区政府报告过，这基本上也是各省的普遍现象。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反倒成了各地地震局最常见的露面形式。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陈洪鹗说，他1983到1987年任职时主要任务就是辟谣，因为辟谣成功获得过国家地震局的一等奖，发了奖金。“有一次一个专家预报新疆某地要发生地震，当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怎么办？我们把他在新疆预报过的所有意见都找出来，他前面报的多了都没有对应，这一次我们能信吗？”王海涛说。

　　事实上，从地震局到地方政府，上述一整套做法好比一个“保守疗法”，减少了虚报造成恐慌的几率，但也减少了直接预报成功的可能。

　　进一步说，如梅世蓉所言，年度会商不敢提大震，使得形成的指导意见给地方地震局一个无大震的基本判断。而地方地震局对估计的“小震”再采取保守原则，以免虚报，则地震预报的可能性再度降低——虽然这在当今科学上本来就达不到。

　　“在科学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让政府做出重大的行政决策，政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不公正的。”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不发生地震，前文所述的整个尴尬的运转体系倒也没有大碍，台网建设、抗震救灾都有了成果，学界也在慢慢等待预报方法突破的那天，虽然他们说这可能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次8级地震是对我们地震预报研究者一种信心的摧毁。”王海涛说，“我们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回报。”

　　【六】前路漫漫：反思和重振

　　“这次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涉及到我国四十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张肇诚说。

　　汶川地震打击之大在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今年的年度会商中，汶川地区甚至没有被划入危险区。这意味着不仅没有短临预报，连一个中期预报也没有。

　　这比唐山地震还凄惨，唐山地震虽然临阵预报的最后一瞬没有抓住，但是中长期预报，是划准了圈子的。

　　预感或许曾若有若无地存在，一旦成真总是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懊恼。更糟糕的，想的是也就经历一次了，没想到又来了一次。

　　如同唐山地震之后想起自己1970年亲手划的那个圈，汶川之后梅世蓉想起了自己“不止一次”的提醒：“印尼、俄罗斯、日本、巴基斯坦，8级地震围着中国转，而中国大陆去年地震活动很低，平静不是好现象，说不定哪一天在我们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发生类似唐山的大震。”她说，“我一直在说这个，但是我确实说不出来汶川，我没做具体工作。”

　　王海涛则想起了建设在四川地区的流动地震台阵，“正在这次地震的断裂带附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刘启元研究员承担的‘973’重大科研项目，架设了300套仪器，正在观测，台间距20公里左右，想把这个地区的地下精细结构了解清楚，为科学预报提供基础，遗憾的是到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这种监测还在野外进行着……”“反思”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中国地震局。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地震局成立了专门的总结与反思领导小组及其咨询工作机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中国地震局权威专家用了“地震局这次没办法交代”这样的语句。

　　“这次 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涉及到我国四十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肇诚说。

　　一些专家提到了之前的一个体制变动造成的可能影响，“使得力量分散了”。

　　2005年1月30日，十多名地震局专家曾联名给中国地震局全体党组成员写信，反对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拆分撤销。南方周末记者获知，写信者直接说，“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后，效果基本上是负面的，使原本就很困难的预测预报工作更加困难。”

　　信中提到强震危险正向中国逼近，“近年来，我国学者反复强调在南北带（编者注：即通常所称的‘南北地震带’）上存在发生强烈地震的危险性，但危险地点何在？没有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每次会商结果都是多个信度不清的危险区。如果未来的强烈地震……甚至落在南北带上我们未曾指出过的地方，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此次汶川大地震，也便是发生在信中提到的南北地震带上。

　　信中同时说，没有正确的中长期预报，就难于实现正常的短临预报。“到目前为止，关于南北带上的强震危险虽然已经开过多次会商会，可是仍然得不到肯定的结论，这说明仅靠日常监视工作这套做法，是难于解决问题的，只有依靠更深入地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研究，组织高水平的科技队伍，进行集体攻关，在强震危险区的判断接近实际的情况下，再环绕它部署密集的配套的短临前兆观测网，方能有希望做出较好的临震预报。”“对2008年的整个判定是说7级以上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是今年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包括8级地震。”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说，“年度会商会上要很准确地回答这一年的地震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综合分析研究地震的机构都拆了，还想报8级？”梅世蓉说，“大形势估计错了，一错百错。”

　　除了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还有另外两个研究所也被拆分。梅世蓉说，兰州地震研究所拆了，这个“很强的地震所”从1950年代末成立以来，负责西半部资料研究。“这就大大削弱了南北带的研究力量。”第三是把武汉地震研究所拆了，它原来就是汇总全国地形资料、重力资料为主。拆了以后变成一个湖北省的地震局，日常监视。“它还会重视全国的地形地变的研究吗？不会了。”梅世蓉说，“地震局去搞防震或者救灾，跟建设部（防震）和民政部（救灾）打架。”

　　地震局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什么，是地震预报吗？汶川地震意味着什么，是地震预报的“不可为”，还是“必须为”？

　　“现在谁也不敢站出来反对搞短临预报，我只能说支持积极搞的人不多。”梅世蓉说，“搞预报的是很伤心，又无奈，而且又担心未来。”

　　对地震预报前景的怀疑在中国一直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地震预报作为一个常规的工作来做”——此言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闻。

　　张肇诚提到，1997年地震研究学界的 Geller、Jackson、Kagan等4名学者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地震无法预测”的论文。随即在国际地震学界引发激烈争论。中国地震局也曾组织专家讨论，进行了批驳，但此后这种观点对中国地震局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

　　记者获得的材料证实，就在2004年8月，中国地震局组织了一次地震事业长远规划的专家论坛，其时有专家就直接提出，地震预报再过20年也未必有什么进步，而随着房子越建越好，建筑物倒塌死人的事情将会逐步减少，由此地震监测预报未必值得花钱继续攻关，公开提出《要进一步论证监测预报领域发展的必要性》的评议。

　　张肇诚说，汶川地震的发生，使地震研究者备受煎熬，“我们应该做的是反思并重振，不能使脆弱的地震预报事业夭折”。“地震局里面，所有认为地震不能预报的人应该全部回家去。”“非主流”学者陈一文说。

　　让倾向于地震预报的学者稍稍安心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地震局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时说，要“深化对地震发生规律的认识，深刻地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地震预测预防的水平，为今后搞好地震科学预测工作提供宝贵的科学模式”。

　　陈运泰院士对中国地震预报制度做了如下解读：不是我们的老百姓愿意住地震带，不是我们老百姓愿意住抗震性比较差的房子。你国家穷，所以你得研究地震预报。这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安危的关怀，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然后怎么办？陈运泰的看法是：一方面说明目前地震预报的水平。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把地震预报的困难当作转向的依据——个人可以转向，但是从一个单位来说，地震局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地震预报。如果地震预报过关了，一俊遮百丑。

　　陈运泰是乐观者，他引用了著名科学家、液态燃料火箭发明人戈达德的一句话：慎言不可能，昨日之梦想，今日有希望，明日变现实。

　　（本报记者张哲，实习生柳天伟、蔡木子对此文亦有贡献）

　　因本次专题涉及话题为专业科学问题，且颇为复杂，特列出采访对象如下：

　　○马宗晋：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

　　○梅世蓉：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第一任主任

　　○陈运泰：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

　　○许绍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国民：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

　　○孙士：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

　　○张肇诚：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党委书记

　　○张炜：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

　　○陈学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会忠：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副总工程师

　　○王海涛：新疆地震局副局长

　　○陈洪鹗：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

　　○Y.Kag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球与天体科学学院（ESS）研究员

　　○RobertJ.Geller：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家

　　○陈一文：“灾预测委员会”顾问

　　○刘根深：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

　　○王文祥：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

　　○王斌：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

　　○另有要求匿名的中科院院士一名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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