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典型(图)

　　初级阶段的两大项“双重使命”

　　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个“两难”命题，其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另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如此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据郑必坚文）

　　便利是衡量城市的一个标准

　　作为城市政府决策者或者城市规划师，往往习惯于以“鸟”的视角俯瞰城市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景，却忽视了以“人”的视角关怀使用者的切身感受。只有从“人”、也就是使用者的角度去管理和规划一个城市才真正理解了城市的真谛。

　　（杨保军文）

　　政府要对公众的能力充满信心

　　政府公信力事关政府存亡，是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重要保障。当前政府绩效提升与公信度不一定呈正向演进趋势，其中政府、媒体、公众三者对于政务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和传播造成的沟通变异是其重要根源之一。

　　为了提升政府公信力，政府要在理念上体现出对公众的能力充满信心，放松对信息的严厉管制——当公众认为能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或者能有一定的参政空间时，更容易形成对政府的信任感。

　　（据祝小宁白秀银文）

　　政治博客的“江湖效应”

　　博客内容一般都是对大众媒体播报的政治新闻和事件发表评论、提出质疑或表达不同观点，公众因此可以在主流媒体的观点之外获得独立的替代性选择。因此，这一类博客的共同特点是“博政治”，即政治博客。

　　从政治博客的公开性来看，网络信息意味着更多的公开性，而公开性意味着更多的民主。但是，由于博客社区和网络论坛中的草根意见过于分散、无序竞争以及网络舆论结晶机制的缺失，尚难对政府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政治无小事，博客再自由，也难免“祸从口出”，个性互动与写作快感容易招致一些情绪激烈、见解偏颇的跟帖和言论，个人隐私也通常被放大和滥用，这种博客的“江湖效应”往往忘记了博客作为公共媒体的一面。而某些精英博客往往通过更加巧妙的编辑和信息操纵，使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事件、数字失实，从而误导公众。更厉害的是，用网络信息轰炸的手法把大量公众无法消化的权威信息塞满公众的头脑，使公众面对纷繁复杂的权威信息无法做出自己正确的抉择。

　　（据陈潭倪明胜文）

　　互动的党群关系模式要点

　　所谓密切党群关系，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强调作风建设外，更要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和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构筑一个能够互动起来的党群关系模式。

　　一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虽然不能把选举看成规范党群关系的唯一途径，但这项权利的有效运用，将强化人民群众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从而有效地维系执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群关系。

　　二是致力于发展，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密切党群关系也是这样，只有通过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人民才能支持党。

　　三是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事实表明，即便是我们党的党员和干部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也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发挥他律的作用，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据张荣臣文）

　　中西“良好国家形象”上的话语分歧

　　中西政治文化差异造成彼此在界定“良好国家形象”上的话语分歧。西方社会通常认为良好国家形象包含以下几方面：民选、有限与诚信政府；独立与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媒介；自由、人权、人道与多元化的公民社会等。而中国社会基于其东方文化传统，更倾向于塑造与展现政府强大、民族统一、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与对外友善的形象。于是在对外传播上，中国力求展现“完美”与“一致”的一面。西方社会则恰恰相反，他们通常乐于将分歧、矛盾甚至冲突摆上台面讨论，展示不同声音的自由碰撞，寻求社会的多元与真实个性。

　　（据李格琴文）

　　完善财政扶企政策

　　相关部门应从战略角度建立健全财政扶持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政策。财政扶企资金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每年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财政扶企的重点和领域，同时要加大对重点项目的单笔支持额度，做到方向明确、重点突出，确实起到引领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将所选企业做大做强，成为当地财源大户。

　　（李春迎文）

　　社会矛盾叠加效应是最大危险

　　当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类矛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问题上重叠在一起，就像洪水的洪峰一样，相互叠加，形成巨大冲击波。比如，在西部地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经济问题叠加后，产生的社会矛盾十分难以化解。在东部发达地区，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和地方政权选举、底层知识分子人生价值观错位、西方宗教势力渗入等问题叠加后，往往会使社会矛盾变得异常敏感。

　　（据李耀东　文）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典型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对世界经济贡献就越大。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10%，经济增长速度10%，那就等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个百分点。当然，外部世界对中国也会有不少影响。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软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重要。因为中国的成功为世界上其他资源短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大国，提供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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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当时印度认为它不可能打破年均增长2%—3%的铁律，他们将这叫做“印度增长率”。印度认为，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而且还是以农民为主，它怎么能够像亚洲四小龙一样每年以8%或10%的速度增长呢？后来中国经济实现了10%的增长，中国比印度大，人口比印度多，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这也让印度有了信心。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人们就认为，市场已经被亚洲四小龙占走了，其他国家哪里还会有机会？可是中国不也发展起来了！中国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其他相对比中国小的国家也应该能够融入这个体系。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除了其快速增长给世界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市场外，还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典型。两种贡献是同等重要的。

　　（据林毅夫文）

　　中国模式与“中性政府”

　　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有目共睹，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采用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只有中国采用了？或者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中国采用了好的经济政策？多数经济学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角度，我提出一个经济增长“中国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色，即中性政府。

　　一个中性政府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偏向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另一个是它把社会的长远利益摆在首位，能够抵制部分民众对于短期分配的要求。这样的一个政府让一个国家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政府是中性的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增长共识”，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了经济增长第一位的共识。不能说增长共识带来的全是好的结果，但至少它凝聚了民心，把全国人民的认识再一次统一起来。增长共识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过去30年的改革。

　　（据姚洋文）

　　新的金融模式将从危机中产生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金融在现代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的资源都越来越金融化,如果不把握这种趋势,总想慢慢回到实体经济,那是很危险的。不能因为风险来临了,我们就怀疑金融。

　　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但是新的金融模式一定会从中产生。金融体系有一种功能就是帮助全社会来分散风险。没有这种机制,经济增长会很麻烦,经济发展会没有效率。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各种产品的设计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财富的增长模式。人们一般都认为金融体系没有财富创造功能,只有资源配置功能、媒介功能,这是不对的。事实上,金融具有财富创造的功能。

　　（据吴晓求文）

　　告别中国廉价产品的时候到了

　　高油价引起的高粮价、高资源价、高通货膨胀对中国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中国20多年建立起来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向海外大规模提供廉价产品了。中国需要将经济的方向极大程度地转向国内。中国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在伊拉克战争后采取的以煤代油的能源路线使中国的能耗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改变这个现状是当前必然实施的战略操作，这就意味着中国必将调整以廉价产品的方式廉价出口能源。这也意味着美国以及全球告别中国廉价产品与廉价能源的时候到了。

　　（据刘建生文）

　　就业增长的抑制效应

　　目前，人们均在关注我国发展中的高增长、低就业现象，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最主要的原因，是片面的发展观与一些认识误区。

　　在对待就业问题上有一些误区，如认为工业化能够自动促进就业，劳动成本低才有利于促进就业，以及害怕城市化影响就业。而长期的低劳工成本，不仅限制了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更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与生产发展，进而对就业岗位的增长形成抑制局面。对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的过分审慎，以及将流动人口尤其是以亿计的农民工排除在城市正式居民之外，又直接限制着城市公共服务业等的大发展，进而对就业增长形成抑制效应。

　　（据郑功成文） （责任编辑：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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