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11年心血铸就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图)

蒋子龙

　　作家简介

　　蒋子龙，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会长、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1965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新站长》。善于写工业题材。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曾在新时期引起轰动，作者还著有长篇小说《人气》、《空洞》等，出版后在市场上均引起巨大反响。

　　一部《乔厂长上任记》，曾使蒋子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题材文学的奠基人。随着时代的变迁，近日，他又推出了首部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而这本书的写作花费了蒋子龙11年的时间。

　　虽然当初因“乔厂长”一举成名，但在接受专访时，蒋子龙却坦承，对他来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非常容易”的，而“郭存先”却代表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积累，两人的分量在他心中不可同日而语。

农民帝国 蒋子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当初走弯路，是想把这30年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得失参透了”

　　《农民帝国》是蒋子龙创作生活中花费时间最长、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作了诸多工业、社会题材著名作品的蒋子龙，在农村度过了他的童年，自认骨子里是个农民，却一直没有农民题材的作品问世。因此，这部积累多年的小说的出版，可谓完成了蒋子龙的一个夙愿。

　　记者：在小说的最后一页我们看到，这本书你早在1997年就开始动笔写，直到2008年7月才完成，前后经历了大约11年的时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主要的难点在哪？

　　蒋：对我来说，《农民帝国》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很特别的经历，其中的感悟也很特殊。我是沧州人，1955年考中学考到天津上学，14岁之前都在农村。实话实说，在城市，在首都边上，在天津这样的直辖市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到现在做梦，做城市的梦很少，做了也记不住。我对农村的情感很深，因此心里老有一个心愿，要踏踏实实地写一些自己心目中的农民，他们的甘苦，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经历。

　　但是一到动笔的时候却很困难，我当初走过弯路，老想把这30年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得失，自己能够理透了、参透了，写一组人物。但是写来写去就写不下去了，最长的时候写了两个月，突然卡住了，觉得摸不到那个东西。为了写这部书我看了很多哲学的书，想拿到一个看透生活的工具。直到今年过春节，我一个人跟老家的哥哥在一起团聚完，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我写的是小说，写小说就是写故事，何必在思想上找？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写得就特别顺，甚至后来越写越刹不住了。一个作家很奇怪，写了大半生小说，仍然会“鬼打墙”，仍然会耽误自己。

　　记者：书名非常有意思，怎么理解“帝国”两字？

　　蒋：毛泽东说，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的问题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以及运作方式，无不是农民意志动向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因此，人们习惯性地称财大气粗的农民为“土皇上”。小说的主人公郭存先说：去掉“土”字就是皇上！他要创造一个“帝国”——这就是他的全部人生情结。而瞧不起农民的也正是他自己，就连整他的也是农民。在当今现实里，怀有郭存先式“农民情结”的又何止他一个人？甚至不光是农民，有些人西装革履，留洋回来，骨子里照样是农民，照样有帝国梦。所以，我把书名叫做《农民帝国》，还隐含着一种意思，嘲笑现在想称王称霸的太多了、想当土皇上的人太多了。

　　曾经的农民企业家纷纷倒台，对我冲击非常大

　　《农民帝国》这部小说是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至最后毁灭为主线的，为了写好这个人物，蒋子龙研究过三届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但为了避免“对号入座”引来麻烦，他极力模糊人物身上原型的影子。

　　记者：郭存先本是善良而勤劳的农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这样一个好人，在从贫穷到暴富的过程中，却无法抑制自身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的无限膨胀，终成“统治者”。你怎么看郭存先的这种蜕变？

　　蒋：郭存先的悲剧不是偶然，是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的宿命。不过在当今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及其结果更诡异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30年来农村的改革开放，从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开始，搞乡镇企业，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变化非常大。不少曾经很优秀的农民企业家后来纷纷倒台，对我冲击非常大。因为我认识很多这种企业家，我跟他们都有交往，那一阵有一个时髦的词是“中箭落马”，我就思索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是这个现象。

　　我原来设计的郭存先是另外一种典型，一个手很巧、很能干、老实忠厚的农民，最后觉得走不通，因为我私访过几十个村子，研究了三届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研究他们的性格类型，像这种老实巴交的、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人物，到改革开放之后，要叱咤风云，领导一个村子发起来，根本不可能。

　　记者：“郭存先”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有原型吗？

　　蒋：我研究了好几届农民企业家的资料，小说中的郭存先有这些企业家的影子，只要我研究的人身上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就会拿到我的人物身上。但是郭存先不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筛选资料的标准是所有容易对上号的都剔除，我怕这些企业家“对号入座”，对上号很危险。我有一个朋友在某个县当领导，他说你不可以写《农民帝国》，写出来之后重则可能会遇到车祸，轻则可能断胳膊断腿，或者官司缠身。

　　但是现在我很放心，没有一个企业家能跟郭存先比，我也绝不敢承认是写某一个人的，那惹不起，我以前吃这种苦头吃得太多了。

　　“与其他写农村题材的成功作家相比，我能有点自信的，就是我还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

　　从城市转向农村，从车间转向村庄，从工人转向农民，写作《农民帝国》对蒋子龙来说，是创作题材上的一大跨越。但是，面对已经在农村题材上耕耘了很久的陈忠实、莫言等作家，“迟到”的蒋子龙能否有信心占据一席之地？

　　记者：写作农村题材的成功作家已经很多，与他们相比，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

　　蒋：作家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写一部作品之前，前面一些成功的作家对他来说都是大树。莫言才气纵横，陈忠实的《白鹿原》说是经典的，有点夸张，但至少是半经典，是了不起的作品。写农村题材的还远不止这些。柳青的《创业史》也很棒，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得很严谨、很真实。

　　我的优势在于我关注现实、关注农民、关注我们跟农民有关的许多东西，包括理论。因此，我能有点自信的，就是我还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另外，我的语言氛围是典型的河北味。那么多高手，我可能写不过他们，但我和他们的味道不一样。

　　记者：“乔厂长”和现在的“郭存先”，这两个人物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孰重孰轻？

　　蒋：写“乔厂长”时我在工厂当车间主任，刚落实政策，恢复职务，这时《人民文学》租稿，希望我给他们写篇小说，我说我现在没有文学的感觉，只有一肚子苦水，他说那你就倒倒苦水。我用三天的时间，写出了这篇小说。对我来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非常容易，可能是当时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大家有许多感觉，这篇小说触动了一个很敏感的神经。但是，在我看来，我下工夫最大的、代表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积累的是《农民帝国》，这个分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很看重《农民帝国》。(郑媛)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