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收买”对法官更重要

　　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被免职的最高级别的司法官员。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10月15日，黄松有因涉嫌违纪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后，最高法院一直积极配合中纪委的调查工作。(据10月29日《成都商报》)

　　说起来，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黄松有不仅被认为是“学者型”法官，著述颇丰，而且组织执行体制改革，起草了最高法院的一系列民事司法解释。他的“落马”实在让人痛心。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在武汉中院法官集体腐败案中“落马”的常务副院长柯昌信曾出版过多部法学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并任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前年因腐败问题被“双规”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罗书平也曾兼任国家法官学院、四川大学法学院、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这足以证明，所谓学历、学识与个人道德品质、公正司法并没有太多关联，明白道理与实际行动，嘴上说的与动手做的，有时常常会呈现一种分裂的状态。

　　学识，在缺乏道德与内心自律的法官看来，是一种职业技能，而不是对灵魂进行净化的圣水，对于一些法官来说，掌握越多的学识，可以让他在职业领域如鱼得水，但改变不了他贪婪的本性；甚至，拥有更多学识还可能会让他拥有更多的技巧制造更多的贪婪机会。学识这东西比道德更脆弱。

　　四川省政法系统的一次会议提出，要把“不可收买”作为法官最重要的品质。我不想否认学识对于一个法官的重要性，也不想否认近些年来我们推进“法官职业化”、“法官精英化”的努力。但是，对于主持正义，司职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官来说，某种程度上，“不可收买”确实比学识更重要些。如果一个法官像黄松有一样暗中搞腐败，那么学识反而可能成为他们腐败的遮羞布，因为在学识的光环下，人们不相信他们会有错，平添了几分对于他们的信任。一个法官如果被收买，他不是按学识断案，而是恣意妄为，那么无论这位法官有多好的学识都无助于帮助当事人接近正义，甚至某种时候，他还可以利用学识来曲解法律，为枉法裁判添加合法的注脚。有位西方的法官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实际上，我只要找到一位品德良好的绅士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他正好懂得法律就更好了。”看来，必须注重法官本身的修养与品质，古今中外亦然。

　　当然，“不可收买”品质的形成，并不仅依赖于法官的内心道德自律，更要依靠制度建设，要让司法具有独立的品格，法官正当审判不受外界的干扰。同时，法官本身也要受到舆论监督和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让“不可收买”成为法官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压力。（杨涛） (来源：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