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民回上海 曾滞留法国未归

　　贪够就跑的示范效应

　　两名干部先后在国外成功“失踪”，当地有关部门的反应却显迟钝。

　　上海官方对忻伟明“失踪”的反应是震惊，表示并未在他出国前发现任何贪污受贿劣迹，坊间曾有生活作风之类传闻，尚未获证实。而杨湘洪滞留不归后，才引起温州市鹿城区政府高度重视。

　　当地纪检部门表示：“如果不是他制作假照掉包，按纪律本该由组织保管的私人护照怎么被带走，是个需要组织调查的问题。”

　　据了解，按照近年的官员护照管理规定，处级干部的因私护照通常由单位统一保管，出国时因公护照也都交由专人保管，管理相对严格。在此状况下，官员通过因私护照出逃已经不太可能，只有借因公出访名义“堂而皇之”地外逃，这里面就涉及对出境干部的监管。

　　任建明分析，因公“出逃”说明这两个官员必然带“病”在身，从现有情况看其日常工作中已显露征兆，而当地有关部门对此类“潜在”贪官出国没能严格审查，说明地方监督失效；此外，即便平时表现良好，处级以上干部出国也应有特别的审查防范制度。现在两项制度都未能发挥作用，反映出当地有关部门“麻痹大意”，警觉不足。

　　林担心，这些制度环节的薄弱会造成对其他“问题官员”的示范作用，“如果口子不扎紧，会造成每个贪官都想跑，大大小小都想跑”。多年反腐研究的经验让她难以乐观，“以后贪了就跑可能会成为一个惯例”。她认为，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高压下“问题官员”可能铤而走险。

　　此前，2003年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一共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则称“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此外，据公安部和国家审计署联合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名左右，缉捕到位的有320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据基于统计要求不同存在差异，但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贪官外逃的“人数之众”。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报告称，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共追回外逃贪官70多名。

　　陈雷指出这些数据说明贪官外逃和追回的趋势“不容乐观”，客观现实是“逃出去的是多数，追回来的是少数”，这也对追逃、追赃提出更大挑战。

　　“现在每一例贪官成功出逃，都具有示范效应。因为腐败每天都在发生，贪官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做好种种出逃准备了。我们如果认识不到贪官也在与时俱进，还按照老办法管理，肯定不行。”林说。

　　贪官出逃带有侥幸心理

　　杨湘洪的“不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温州另一个外逃贪官杨秀珠。

　　5年前，58岁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偕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经由新加坡转道至美国。其涉案金额达到2.532亿元。

　　这位主宰温州城市建设近10年的“巨贪”，出逃的直接原因是其弟杨光荣受贿案被温州鹿城区检察院盯住，即将暴露之时，出逃成为最后的选择。杨秀珠携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部是假的。

　　在5年逍遥法外后，近日她终于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但中国何日能将其引渡回国，仍是未知数。

　　2006年至今，中国已与30个国家顺利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贪官的外逃空间逐渐被压缩。其间中国陆续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开始广泛利用国际反腐网络追惩外逃贪官。

　　美国已公开表态严禁任何涉及贪污的中国官员入境，曾被视为“逃亡者天堂”的加拿大也因邓心志的成功遣返而让逃亡者美梦终结，“贪官可跑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此次两个官员均选择以往并非热门且与中国有引渡条约的法国，也说明了可选择目的地的缩小趋势。

　　但5年间，外逃贪官也在“与时俱进”。林指出，由于中国外汇政策放开，进行资产转移更加容易，“3分钟就能完成”。此外，随着出国交流机会日益增多，官员的人际网络也越来越大，最需引起警惕的是基层黑社会势力的渗透。“那些贩毒、走私集团，一旦跟贪官联系在一起，就会使他们出逃更容易。”

　　“过去贪污上千万的跑，现在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就有可能跑，只要他有地方去。官员出逃带有侥幸心理，第一不一定抓得到，第二即便抓着也不会死。这样外逃就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的两难。”林说。

　　此外，国外华人社区的繁荣也让贪官在海外生存更加容易。以杨湘洪案为例，林推测，杨湘洪很可能此前就与国外驻法机构、华人社区取得联系，在中国已与法国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他很可能绕个弯，通过法国转道去非洲的法属殖民地，再转到其他地方，“搞得神不知鬼不觉，往华人区一钻，呆上几年再回来”。

　　任建明认为，此次杨湘洪、忻伟明的“出逃”方式相较之前更隐蔽，也为纪检部门反贪反腐和加强对出访干部的监督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案例。

　　林的判断是，“贪官出逃潮”可能蔓延。为此，她建议必须严格干部出国审查，尤其是对那些“掌管重要外贸、经济、财源”，最有可能腐败的关键岗位上的干部出国的严格审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官员个人资金的流向进行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这个环节与金融制度、个人征信制度紧密相关。他提出，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和个人征信制度由于地区、行业的割离，很难一笔一笔监控查证；国家基本不可能了解到一个公民财产的全部状态，加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尚未建立，监督官员资金实际上困难重重。

　　“财产申报制度在全世界已经实践200多年，制度如何设计已经不是问题。”任建明表示，这个问题再不提上议程，将难以应对当前反腐的需要。

　　为尽快弥补制度漏洞，林建议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她特别提到，“对于那些群众意见大、举报多的官员，如果在某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对出国特别的热心，就应引起有关组织的警觉。在尚未摸清他情况之前，不宜安排其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