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廉政瞭望
半年节点：聚焦灾后基层干部心理之痛
◎文/本刊记者 衡洁
匆匆数月。
5·12汶川大地震带给人们家园的重创正在各方的援助中慢慢恢复。
半年是一个节点。这是世界心理学专家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总结出的一条铁律：地震发生半年之后，是特别需要关注心理问题的时期，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
灾后，老百姓的心理问题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灾区干部的责任之一就是稳定群众情绪，可基层干部们自己的心理问题却落入了人们关注的盲区。
10月3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农委主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成为震后首位自杀的灾区干部，这一极端事例让灾后基层干部的心理问题集中曝光在人们眼前。目前灾后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究竟怎样？心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在震后半年这个心理问题爆发期，《廉政瞭望》记者赶赴灾区进行了调查。
损失与责任：
震后的双重重压
“地震损失？可以这样说，大部分人的房子都有损毁，只是程度轻重有区别而已。”绵阳安县茶坪乡乡长宋军告诉记者，“什么电视机被打烂这些都不算了，房子的损失的确很严重。”
在一山之隔的北川县，人员伤亡极其惨烈。全县党政机构、事业单位1931名在职在编干部，遇难466人。并且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有直系或旁系的亲人遇难。这种冲击对于幸存的干部们来说，是最难以承受之痛。
在采访中，大多数灾区基层干部都认为董玉飞的死跟丧子之痛直接相连。他12岁的儿子及另外几位亲人在地震中丧生，是董玉飞心里一直未能抚平的伤口，也让他最终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人平安最重要。”宋军这样对记者感叹，“5·12后我们都有很多想法，尤其是最初的救援告一段落后，觉得人生太累了，太苦了。但想想身边的亲人都还活着，这就比什么都好。”
但在实际生活中，财产上的损失也并不让人轻松。由于大多数乡镇干部的积蓄都投在了房子上，因此房屋一旦受损，对于一个家庭的打击也是沉重的。茶坪乡的一位副乡长刚用多年的积蓄买了房子，在地震中就受到严重损毁。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焦虑、压力齐齐向他袭来。“看着看着他头发就白了。”安县纪委党风室主任范蓉告诉记者，“连续输了好几天液人才缓过来。”
除了地震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给基层干部们带来的沉重压力，震后千头万绪的工作也像一堵无形的墙向他们压来。
“先是没日没夜地救援，救援结束后，安置工作、物资发放工作马上又来了。现在，又立下军令状让所有灾民在春节前住进永久性住房。”安县高川乡乡长李勇告诉记者，“事情一桩接一桩，在10月以前根本无法休假。”
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各地展开，然而，由于重灾区多属山区，建房土地面积有限，条件较为恶劣，重建工作困难重重。
李勇坦言，目前集中建房的矛盾很多，百姓存在等靠思想，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又得完成，现在光是乡镇干部着急，“真是坐轿不急抬轿急”。
工作上的焦灼感无疑让灾区干部们的压力又增加了不少。据了解，董玉飞在留下的一封遗书中透露：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他每天都感到生活、工作压力太大，感到无法支撑下去，“想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是救灾的主力军，可我们也是受灾者。夜深人静，我们也有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北川的一名干部这样形容。
“原始”条件下的数倍工作量：
我们没有时间悲伤
在安县采访时，记者和基层干部们的交流数次被打断，因为干部们需要接打电话处理县里、乡里的工作事宜。“现在还好些了，每周能轮休一天。不过就是休假那一天也有很多临时的事要处理，基本没法好好休息。”李勇告诉记者。
据绵竹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罗应光介绍，自地震发生以来，大多数灾区基层干部都处于一种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一方面上级部门安排的救灾和重建任务非常繁重；另一方面，灾区群众的迫切诉求甚至是一些人的怨言，也都直接反映到基层干部这里。
“为了排解群众的不佳情绪，自己往往会受到压抑、感染。久而久之，心理内伤也会淤积。”一名曾与董玉飞一道参加过救灾疏导的干部对记者说。
“常常是这边还没听完，那边的群众又来反映情况了，都是老百姓的事情，我们都得认真处理。”宋军说。李勇则说，他一天的电话不下50个，震后的电话费已从一个月200多元涨到了500多元，而且还无法报销，“一个正科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不过1千多块钱，现在电话费就占了一半。”
宋军的家在安县县城，平时工作都在茶坪乡上，目前已从帐篷搬进了板房，“最忙的时候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连换件衣服都得趁去县里开会的时候回趟家。”
如此大的工作量却是在极其简陋的办公条件下完成的。宋军笑称他们现在的办公环境已退回到了“原始社会”，“全是靠自己发电，晚上10点就停电。交通基本靠走，道路损毁很严重，尤其是一下雨，更加危险。”
在茶坪乡的一个群众安置点，记者看到了板房办公室的工作条件。一间板房里几张办公桌拼接起来，桌脚垫在砖上。“即便这样，都会发霉。”茶坪乡晓坝救助站的纪委书记肖仕英告诉记者。一名工作人员拉开桌子抽屉，记者看到抽屉里都是霉斑。
而在肖仕英住宿的板房里，记者看到她床下的青砖缝里竟长出了不少杂草，角落里的砖上还长了青苔。被褥也被空气浸润得很潮湿，手一摸就觉得很润。
李勇也表示目前住板房最大的问题就是潮湿，“屋子两天不住就要起霉，而且从9月就得开始用电热毯了，不然潮得没法住。”
北川干部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由于北川新县城的选址一直待定，北川县委、县政府的驻地在灾后数易其址。很多单位在地震后什么都不剩，有的机关连公章都没有了。办公也只能数家单位一起拼凑，甚至还得自己在外面想办法。
“我们再怎么受灾，起码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办公。北川的干部搬到了新的地方，更加没有归属感，加大了心里不安定的感觉。”江油市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不少北川的干部朋友由于工作地点的数次变更，精神上更加焦虑。
“现在我最希望的就是能休个假，彻底耍一耍。”宋军坦承，“现在不管你是偶尔和朋友聊个天，还是凌晨两三点，都不断有事情找你，需要你处理，没办法停止工作，甚至都没有宣泄悲伤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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