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本
刘元九展示国家博物馆颁发给他的收藏证书。
从1982年开始，刘元九坚持记录家里的日常收支情况，小到花6分钱买两支冰糕，大到卖两万多元的葡萄，每笔收支他都细细写在本上，牢牢记在心里，26年从未间断。
不经意间，这些账本成为时代变迁的最好注脚。2007年它们被国家博物馆珍藏，这是国家博物馆在全国范围内收藏的唯一一本由农民自己记录的家庭账本。
2008年10月28日，记者来到刘元九家，翻阅了这些账本的手抄本，细细体味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曾有的酸甜苦辣。
本报记者 张跃伟
衣：
70年代每人每年一米布 翻开刘元九1982年的账本，在“衣物支出”一栏内可以清楚地看到：11月4日给建英(刘元九妻子)买一双布鞋，3元。12月20日割花布两尺，1元。这一年，刘元九一家三口买衣服总共花了20.72元。
1982年刘元九开始记账，不过他对“穿衣”最深刻的印象，远远早于1982年。谈起结婚前家里的窘境，他现在仍唏嘘不已。生产队的时代，村里人都要靠布票分布，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一米的布料，还不够成年人做一条裤子。
包产到户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变得翻天覆地。1985年，20多元一条的裤子有了，1999年，140元的上衣也买了。再看2004年春节前的账本，刘元九为刚大学毕业的儿子刘佳一次就买了一件235元的棉衣和一身198元的西服。
2004年，刘元九一家花在衣物上的钱达到678元。此后刘佳参加工作独立生活，而刘元九两口子平时非常节省，裤子一般不超过30元，上衣不超过50元，一件草绿色的上衣，刘元九竟穿了20年。即使这样，2007年两人的衣物支出也达到420元，25年来翻了20倍。
食：
1985年开始天天吃白面 “啥时候才能天天吃上白面馒头啊？”在天天吃玉米面、地瓜面的年代，吃白面成了农村人的奢望。
刘元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穷的1977年，三山东头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三斤花生，可以榨一斤半油。1982年，每斤一块钱的猪肉，刘元九一家三口共吃了18斤8两。
刘元九的账本上，最小的一笔花销可能就是1982年7月19日，花6分钱给儿子买了两支冰糕。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冰糕，但刘元九还是没舍得尝一口。
当年全家收入836元，支出574.9元，其中仅吃就花掉近300元。
1982年底三山东头村开始包产到户，刘元九分到了两亩多地。“收了粮食都是自己的”，这一信念让他浑身铆足了劲。到1985年，他家的饭桌上终于天天都有了白面馒头。
账本上吃的项目原本只有“粮油”和“副食菜类”，所谓的“副食菜类”，也只不过是油盐酱醋豆腐肉。时间飞逝，木耳、蘑菇、烧鸡、罐头这些让人眼馋的词逐一出现在账本上，“肉蛋类”也成为独立的一项，与花样繁多的“副食菜类”并列。
10月28日记者到刘元九家时，他招呼妻子炒了六七个菜，又拿出一壶自酿的葡萄酒。几杯酒下肚，他有些得意地说：“咱造的这酒好，大超市也买不着！”
住：
1992年告别百年老屋 绿油油的葡萄藤爬满院墙，七八只花盆摆在窗前，宽敞的屋内洒满阳光。刘元九和妻子正忙着盘两个灶台。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老两口现在就开始忙活了。“准备摆十几桌，不用去饭店，院子里就能摆得下。”妻子刘建英笑着说。
三山东头村的西南角，有一处用石块垒起来的院子。院内早已无人居住，杂草丛生，墙面斑驳。刘元九说，这是他家的祖宅，建于1891年，当时他的爷爷只有7岁。这个院子几经翻修，最多时同时住过40多口人，而刘元九是最后搬走的。
1992年，刘元九花了27000元建了80多平米的新房，终于告别了百年老屋。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的不光是刘元九家。如今，刘元九没事时爱背着手在村里转转，细细地数着每间房子。“村里共有265户，780多人，1100多间房屋，足够住。”
行：
2002年开上三轮车
刘元九的账本上还有这样一条记录：1982年9月4日至5日，去胶县生活费3.88元，近百公里的路，早上骑自行车傍晚才能到，在县城过一夜要花5毛钱。
“1970年以前，我们去平度得步行走山路，花5个小时，后来修了一条土路，但骑自行车也要3个小时。”刘元九回忆。
1996年底，刘元九花10270元买了一辆摩托，这在村里还很少见。2002年他又花4000多元买了一辆三轮车，可现在，村里光买汽车的就有十多户。
2001年，村后修起了直通平度的柏油路，现在去平度坐公共汽车，只用不到1个小时，花8元钱，村里有汽车的人去平度办事，更是半个小时就能到；2007年，村里又修了一条贯通南北的水泥路，这些事都可以在老刘的账本上找到。
产：
浇水从三天到三小时 现在刘元九家种着4亩多地，一大半都种了葡萄，剩下的种些大樱桃和板栗，都是经济作物，粮油去集上买就可以了。
虽然三山东头位处山区，但刘元九种地并不困难。浇水？从1987年起，他家先后买了4台抽水机，3个小时就能搞定一亩地；施肥？三轮车拉着肥料“突突”地就爬上了山坡；打药？机器带着药泵一天就能打完。总之，两个人就能把4亩地“伺候”得井井有条。
如果时光倒流20多年，两人肯定要为浇几分地愁眉不展。刚包产到户时，刘元九种了7分地的葡萄苗。地在坡上，水在几百米远的沟里。夫妻俩浇水只能一担担地挑，3天挑300担水，才能把这7分地浇完，而葡萄苗需要连着浇7次水，也就是说两个人光浇水就得花20多天，挑2000多担水。打药也是麻烦事，4亩地用老式的喷雾器得打5天。
“那时真把人累坏了，没吃过以前的苦，不知道现在的好啊。”刘元九深有感触。
收：
26年收入增长百倍 有人到刘元九家作客，他总会热情地端上果盘，大泽山葡萄、桃、苹果、板栗应有尽有，都是他家自产的。北沟玫瑰红葡萄、东山板栗、东南山大樱桃，每收获一批果实，他都要在账本上细细记下产量、售价甚至买主。
2007年，刘元九家共收获葡萄20260斤，收入28900元，除去15500元的支出，纯收入13400元。2008年又是个丰收年，好的葡萄每斤涨到了4到5元，他估计可收入33000元。
而1982年分家时，刘元九全身只有140元现金，“父亲给我100元，我身上有30元，我家"温锅"时妹妹元兰随了10块钱的礼。”他掰着指头算，26年，收入增长100倍。
账本
刘元九展示国家博物馆颁发给他的收藏证书。
人物简介 刘元九，今年56岁，平度市大泽山镇三山东头村农民。1982年他成家立业开始独立生活，从此给自己建立了一本“生产生活日记账”，其内容包括粮油、烟酒、机械、教育、保险、上缴税费……林林总总分了十多个门类，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2007年，刘元九的家庭记账本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家里也该有本账
记者：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20多年前你怎么会想到天天给家里记账？
刘：我21岁(1973)时开始在生产队当保管员，负责记账。有时候查村里以前的事，因为账不全，总是查不到，我就觉得记账这事很重要。不光村里，每家每户是不是也可以记个账？以后肯定有用。当时我就有这个想法。
记者：那为什么直到1982年才开始记？
刘：我家兄弟姐妹共7个，三兄弟里我排第二，但是最后一个结婚。我1980年结婚，1982年分家。分家之前没法记账，总不能天天盯着父亲怎么花钱吧。
记者：对象和村里人当时是怎么看你记账这事儿的？
刘：对象一开始挺奇怪，不知道我记账要干啥，还以为我怕她乱花钱。时间长了她也就不管了。村里有人说“你一个农村人，记这账有什么用？”我说起码能知道点事，他们说知道又能咋样？但是人活着总得有点想法，有点喜好，要不然太没意思了。
下雨打雷我都记
记：这些账对你有什么用处，对别人呢？
刘：现在我不光记家庭收支账，还从1995年开始记录气象，1996年起记录村里发生的事，2004年起写日记。每天不光我家的事，村边什么时候修马路？村里谁家买轿车？哪位老人去世了？天上下多大的雨、打几个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比如说邻居什么时候结的婚，他们自己都忘了，但我清楚。每年葡萄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摘能避免霜冻，什么时候能卖个好价钱，账目一多也能总结出经验来。经常有村里人向我问这问那的。
往大了说，这些账本一可以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可以看出二十多年来物价的变化，三可以知道党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最后还可以反映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一份报告出了名
记者：很多媒体都采访过你，你记账的事是怎么传出去的？
刘：1998年，村支书想在村后建水库，村里赞成和反对的人都很多。当时镇里有个组织委员在村里蹲点，他和村支书就让我们赞成建水库的人写一个可行性报告。
因为积累了多年的资料，我把村里每年降雨量580毫米到600毫米、2800亩流域面积、建水库每年可以存8万立方米到10万立方米水，这些数字都用上了。报告出来后，组织委员惊呆了，一问才知道我记着好几本账呢。
后来这位组织委员和媒体记者聊天时谈到这件事，记者很感兴趣，来采访我，我就上电视了。
记者：你这些账本是怎么捐给国家博物馆的？你要没要报酬？
刘：去年7月底，平度市的领导找到我，说国家博物馆想收藏账本，问我有什么想法和条件。我说有，给我一个月时间，我把账本抄一遍留着，就这个要求。8月31日大泽山镇的葡萄节上，我把账本交给了从北京赶来的国家博物馆领导。
99%的人都会问博物馆给了我多少钱，其实我一分钱也没要。农民的东西，能有社会价值，还成了国家文物，它是无价之宝，没法拿钱衡量，我也不想拿它赚钱。
我就爱做题外事
记者：账本捐出去了，你现在还每天记账吗？
刘：当然记了，我觉得现在记账不光是记自己的事，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就是想让后辈看看，我们这些农民是怎么过来的。记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我很细心，好静不好动，过日子想事儿都挺上心，第二是有信心，认准的事，我就觉得肯定能做好。
村里有人和我开玩笑说：“老刘，你不抽烟、喝酒、打牌，就鼓捣那些玩意儿，还是个男人吗？”我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做些题外的事。别人做过的不想重复，别人没做过的老想试试。 (来源：齐鲁晚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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