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鄂温克狩猎民族的记忆来自小学课本,而鄂温克人对自己的记忆则来自口口相传的历史。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少数民族。历史上,鄂温克猎民先祖几度迁徙。他们的一生都离不开酒、驯鹿、猎枪和原始森林。这些都被融进了民族的血液。
但2003年以后,一切都被改变。那一年,鄂温克人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入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驯鹿也开始了人工圈养的实验。
从此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随玛丽亚·索等老一辈留在了山上,而另一半则淹没在根河的现代世界里。
如今,由于各种原因,鄂温克民族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纯正血统的只有60多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600多头。随着融入现代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鄂温克的年轻一代已经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语言,或许在不远的某一天,他们的生存方式也不复存在。
文/本报特派记者 廖杰华 图/本报特派记者 顾展旭
酒 10月6日,敖鲁古雅下了今年以来的第三场雪。重症监护病房里,何协满身挂着各种塑料袋,鼻子还插着氧气,他被胞弟捅了四刀,幸运的是抢救及时。80多岁的母亲,有着鄂温克“最后的酋长”之称的玛丽亚·索呆呆地坐在阿龙山猎民点的帐篷里,目光呆滞,神情沮丧。
阿龙山深处玛丽亚·索的猎民点离呼伦贝尔根河市的鄂温克新村大约300公里,这是鄂温克最后五个猎民点中最大的一个。这里生活着三家人,一家是80多岁玛丽亚·索,一家是70多岁的老猎人安道和儿子毛谢,另一家是有着艺术家之称的维佳和姐姐柳霞。
惹祸的是酒,玛丽亚·索此生最痛恨的东西,因为酒,几个子女已经先她而去。
没人知道鄂温克猎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滴酒不沾的玛丽亚·索老人说,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大家才喝酒,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没有清醒的时候。
在如今的阿龙山上,除了躺在医院的何协,最贪杯的要数维佳和柳霞姐弟。
上过中央民族大学的维佳被称为猎民点上的艺术家。据说,任何人来猎民点,你可以不带任何东西,但必须得带酒,不然,维佳就会不高兴。另外,维佳喝酒爱吃独食。在通常情况下,猎民点都是有酒一起喝,但在没酒的日子里,维佳也通常会醉醺醺,“他一般是上午出去,然后下午满脸通红地回来”,没人知道他把酒藏在何处了。喝高了的维佳经常会动用暴力,受害者当然是柳霞。
同样贪杯的还有姐姐柳霞。为了防止她偷酒喝,维佳经常把酒藏起来,但柳霞找酒的技术很高,有一个从哈尔滨来猎民点上研究动物的小伙子,爬上树把酒藏起来,等他想喝的时候去找,柳霞早已把树锯断喝掉酒了。
柳霞的丈夫在上个世纪90年代死于车祸。她经常自言自语地念叨儿子雨果的名字,因为她每天喝酒又无力抚养,雨果被寄养在无锡的一个私立学校。
酒赐予了鄂温克民族力量与勇气,但过量的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实现定居40年,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共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共47人,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共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而目前猎民的总数才230多人。
猎枪 猎枪被收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酒。据说,一个猎民酒后携枪闯入了当地森林管护站索要白酒,遭到拒绝后,他就操起猎枪要打死工作人员。
猎枪是鄂温克人的命根,没了猎枪也就失去了一切。
收枪的时候,玛丽亚·索急坏了。在所有被收的枪中,“毛主席送我的枪也被要求上交。”在玛丽亚·索看来,狩猎是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惯,猎民没有枪就不再是猎民了。可警察告诉她,民族习惯也要遵守法律,如果枪支管理条例后面有括号说鄂温克猎民除外,他们就还给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尽管算不上是个好猎人,但维佳喜欢猎枪,就像喜欢画笔一样,那年的冬天,政府派了由警察组成的收枪工作组,其他的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维佳背着自己喜爱的猎枪翻山越岭,跟警察捉迷藏。后来被警察堵到悬崖边,他也没有放弃,抱着枪闭眼跳了下去,幸好有一棵大树挂住了他,才没有摔坏,继续逃。最后跑到了一个猎民点,看到了在那守候着他的警察。
何协躺在医院的时候,玛丽亚·索下过一趟山,主要目的当然是看儿子,但除此之外,老人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回在奥运期间暂时上交的枪。这一次,老人领回的是一把小口径步枪,而且整个猎民点只有一把。
“过去,打猎、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一直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都去过。不管多远的路,我们都牵着驯鹿走。那时,到处都有猂、鹿、灰鼠子。现在不一样了,到处都有人,到处都有偷猎的人。”玛丽亚·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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