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索赔过高被控敲诈 公权力介入维权受质疑

2008年10月26日晚，北京，黄静的4位代理人聚在一起，商讨如何起诉华硕。

　　来源：南方新闻网

    大学生索赔过高被控“敲诈”

　　公权力介入消费维权受质疑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黄利 发自北京

　　民生调查

　　一名女大学生，从华硕公司购电脑维修失败后发现有“惊天秘密”，遂索赔500万美元。结果被华硕报警为“敲诈”，司法机关把该女生关押10个月，后因证据不足释放。

　　多名法律专家认为，像该女大学生的过度维权最多是道德问题和民事问题，而不适宜成为刑事问题，公权力过度介入消费维权是不当的。

而相关司法人员认为，过度维权会对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企业以报案形式请求司法机关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哭泣的女孩双手套着镣铐和锁链，被两个面目狰狞的人拉向冤狱。女孩口中喊着：“买华硕电脑就要坐牢？消费者可是上帝呀。”而抓人的一方答之：“就是上帝也让你下地狱！”

　　这是“华硕维权中文网站”的招贴画。网站诉说的主题是：女大学生黄静发现华硕公司使用问题CPU，向其索赔500万美元，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逮捕，并羁押10个月。10个月后，检方以“存疑不起诉决定”释放了黄静。今年10月底，黄静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国家赔偿确认决定书后，对华硕提出了名誉侵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诬告陷害等3项诉讼。“冤狱”和令人争议的维权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南方周末对此进行了调查。

　　祸起发现华硕“惊天秘密”？

　　目前，检方正在对黄静的国家赔偿要求进行审核。与此同时，黄静的代理人周成宇开始频繁和媒体接触，讲述黄静被华硕“陷害坐牢”的经过。而黄静因为精神状态不好，不能和记者见面。“是我害了黄静。”10月28日，周成宇对南方周末说。2006年2月9日，黄静从华硕的代理商北京新人伟业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花2万余元买了一台华硕V6800V笔记本电脑。买回当天，就发现电脑出现蓝屏死机。第二天，黄静前往“华硕皇家俱乐部”做维修，工程师告诉她，可将她的CPU2.0G免费升级到2.13G。

　　然而电脑依然没修好，据周成宇称黄静发现电脑居然把桌上的塑料表层烤化。周成宇说，黄静的妈妈就请他修。周称他非常懂行，一看维修单就查出问题：“在2006年的时候，其他配置相同的情况下，2.0G和2.13G的CPU有两千元的差价。你觉得可信吗？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这个事情。”

　　周成宇说，他当时一下子想到华硕的工程师可能把正常的CPU换成了工程测试版CPU，而后者最大的毛病就是发热量过大。“英特尔CPU造假风波刚过去两个月，任何人都会联想到CPU造假。”

　　其时，笔记本厂商新蓝公司的电脑中被发现使用英特尔的工程测试样版CPU的情况。而工程测试版CPU被英特尔严格定为“非卖品”，只准用于测试研发，用后必须销毁。“新蓝事件”促使英特尔向公众发布了一项严厉声明：如果发现笔记本厂商违规使用工程测试版，英特尔将会收回该企业使用工程测试版的权利。

　　“这样的惩罚可直接导致厂商研发能力落后于同行。”周成宇说。

　　据南方周末调查，二手笔记本、水货笔记本中广泛使用工程测试版CPU。一位在中关村电脑市场打拼多年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工程测试版往往没有正常销毁，中间商从笔记本厂商那里收购后，再卖给一些小的笔记本厂商，或者维修人员。但笔记本厂商将工程测试版用在自己的品牌电脑中，还是极罕见的。

　　“黄静无意间发现了华硕的一个惊天大秘密。”周成宇说，华硕用工程测试版，触犯了“业界天条”。华硕是英特尔的主要客户，一旦此事被曝光，它将遭到英特尔严厉惩罚。另外，华硕的商业信誉将大受影响，消费者的信心会迅速崩溃。同时，英特尔也面临是否惩罚华硕的大难题。“所以他们必须让黄静闭嘴。”周成宇认为。

　　黄静和华硕进行了三轮谈判，索要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2006年3月7日，就在双方准备第四轮谈判时，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刑警拘留了黄静、周成宇。后两人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逮捕。

　　天价索赔有蹊跷

　　是维权还是敲诈勒索，争议在于黄静提出的500万美元的天价赔偿。按照《消费者权益法》“双倍赔偿”原则，如果确定黄静购买的电脑有质量问题，最多获赔4万余元。

　　周成宇这样对南方周末解释500万美元的由来：华硕曾提出，在不承认事实的情况下，愿意支付高额赔偿，被黄静拒绝了，黄静要的是华硕认错。到第四次谈判时，黄静和周成宇提出，如华硕不认错，他们就会在一周后去海淀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向新闻媒体曝光。但华硕“追着我们要和解”，所以黄静提出，要求华硕赔偿500万元美金，用于成立中国消费者反欺诈基金会。

　　“这笔钱和华硕的消售出额相比，微不足道。”周成宇认为，华硕2007年的销售额是220亿美金，按照万分之五作惩罚性赔偿，就是500万美金。

　　周说，这500万美元是他和黄静、另一名律师商议的结果，“希望这笔钱能给中国消费者实质性帮助”。

　　但华硕电脑中国业务总部品牌总监郑威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周成宇一开始就提50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华硕同意支付，他会将机器元件、照片、单据全部提交给华硕，并与华硕签署一个保密协议，保证事情不外泄。而反欺诈基金只是谈判多次未果的一种说法。

　　而一位和周成宇密切接触的法律人士认为，500万美元反欺诈基金并不像周成宇所说的那样富有道义性。“我劝他要几百万人民币就可以了，华硕是有可能答应的。但他觉得抓住了华硕的短，认为要500万美金都是少的。”这位人士说。

　　2007年11月9日，海淀检察院作出了对黄静“存疑不起诉”的决定。周成宇被另案处理，获刑两年，于今年2月释放。周成宇出狱之后，仍然希望与华硕谈判。那位熟悉周成宇的法律人士认为，周成宇的目的是钱，如果不是和华硕谈崩，这次他绝不会向媒体曝光。

　　是过度维权还是诈骗？

　　黄静、周成宇为何被捕？在周成宇向媒体指称这是一起冤假错案时，警方和检方却给了另外一些不同的说法。

　　问题CPU被发现后，华硕公司曾3次向北京市海淀分局刑侦支队报案，第三次才受理。周成宇说，是华硕删除了当时的维修记录，不再承认华硕自己的工程师换了工程测试版CPU之后，警方才受理案子。周成宇还暗指华硕是台资企业，警方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压力。

　　海淀警方对此并不认可。有关警官告诉南方周末，华硕这么大的企业报案警方当然重视，前两次报案不受理都是因为证据材料不充分。补充齐了第三次就受理了。“黄静买电脑用假名龙思思，开的发票单位也是假的，周成宇还自称是她的律师，他们的身份很可疑，不像是正常的消费维权。”这位警官说。

　　检方的有关人士告诉南方周末，此案有两个关键点双方各执一词。一是黄静购买电脑之后，是否更换过CPU？二是华硕工程师更换工程测试版CPU时，华硕称告知过黄静，黄静称没有。该检方人士对华硕采取报案的手法解决问题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黄、周二人的行为确实有很多过火之处，而在网络社会，企业的一些瑕疵会被无限放大，声誉会受到毁灭性打击，所以对这种维权行为非常恐惧。

　　但是，检方办案讲究证据，本案证据链缺失了一环，所以最后对黄静“存疑不起诉”。

　　事发后，华硕表态强硬。在2006年4月10日、11日连续发表声明，称黄、周二人在实施敲诈勒索过程中，一直以“其背后强大的媒体资源”为要挟手段，并在网上发表攻击华硕的不实文章。

　　华硕电脑中国业务总部品牌总监郑威告诉南方周末，事后他们将华硕电脑维修工程师换下来的那颗CPU送到了英特尔品质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显示，“该产品不是英特尔正规处理器”，“到工厂里查，也对不上，所以我们认为这颗CPU被客户换过了”。

　　郑威还进一步称：“华硕的整机绝对不可能用工程测试版CPU。因为根本犯不着这么做，英特尔每年提供给华硕的测试版CPU量非常少，而且只提供给台北的研发部门，跟华硕每年几百万的销量比较简直微乎其微。不仅华硕，任何一个生产商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这点测试版CPU整装成机流向市场。”所以郑威认为，这是周成宇利用公众不了解IT行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而进行的舆论误导。她说，华硕刚开始以为这是单纯的客户服务问题，后来发现他们假名、假身份、假单位，买最高端的电脑不讲价，CPU还莫名其妙地坏，觉得对方目的不是那么单纯，始终在要钱，“感到威胁，才去报案”。

　　此事引发公众热烈讨论期间，周成宇的人品也遭到了广泛质疑。互联网上流传着周成宇以往犯盗窃罪、诈骗罪的判决书，IT业也流传着“周成宇是个大骗子”的说法。

　　对此，周成宇表示基本认可。他告诉南方周末，“我就算是一个坏人，坏人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一天”，“我有一点比华硕好，我有错敢认，华硕有错，敢认吗？”

　　维权过火为道德问题还是刑事问题？

　　除华硕案外，因消费者天价索赔，被判刑入狱的案件已有多起。如北京一位消费者因怀疑月饼有陈馅，要求月饼厂赔偿5000元，被警方逮捕；一名消费者发现冰激凌里有布头，要求商家赔偿50万元，被判刑3年，缓刑3年，后二审撤销判决。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刘仁文认为，在这些“消费者维权变敲诈”案件中，商家有过错在先，消费者索赔是合法的。商家构成违约或者侵权后，赔偿多少，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赔多少双方可以协商，谈不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消费者就算拿到新闻媒体曝光来要挟，也是正当的。

　　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说，消费者漫天要价方式是错误的，但公权力的介入破坏了正常的维权行为，是一种更不妥的行为。

　　消费者权益问题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认为，黄静案中，公安机关介入的理由不充分。维权过当只是个道德问题，不适宜用刑法来调整。近几年来，多次出现维权变敲诈并被判刑的事件，反映出司法机关对消费者维权的认识有偏差。

　　吴景明说：“法律应向弱势一方即消费者倾斜，容忍有瑕疵的的维权行为，这才能体现法律的平等精神。”吴景明认为，即使是消费者确实是想以此为途径发财，公权力也不能介入，否则会助长企业欺诈消费者的风气。

　　吴景明认为，之所以出现黄、周这样刻意维权、过火维权的争议人士，和我国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相关。我国没有建立惩罚性赔偿和集团诉讼制度，消费者权益受侵后，要想讨回公道往往成本极高难度极大，“这样，公力救济的途径被堵死了，私力救济必然会出现”。他认为，以美国经验为参照，对商家进行惩罚性赔偿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办法之一。惩罚性原则的关键不在“罚”，而在于“惩”，警告其他企业欺诈消费者。

　　而中国的双倍赔偿其实只是加倍赔偿，远远达不到惩戒违法商家的作用。如果通过诉讼渠道就能获得惩罚性赔偿，维权人士就不必提出天价索赔，走到违法的边缘。

　　（实习生黄美龙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