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与世界粮食控制研讨会举行

　　人民网北京11月5日电（记者王南）转基因生物与世界粮食控制研讨会今天在此间举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参见附录）在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知识产权出版社编审刘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吕德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祝晓莲，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张中云、郭建平、周贵莲，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国防大学教授王仲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高志凯，中国工业设计学会理事丁未出席了研讨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主持了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还有北京市朝阳区商务局局长张勇，新加坡RH能源公司董事肖德升等其他相关人士共计40余人。

　　恩道尔的发言题目为《一场新的鸦片战争：转基因生物与世界粮食控制》。他结合自己的著述《粮食危机》，从地缘政治角度详细介绍了转基因食品以及食品安全背后的权力博弈，揭露了围绕转基因食品所发生的英美权力精英控制世界粮食供应的阴谋。他还同与会者进行了互动交流。此次恩道尔是为其两本著述《粮食危机》、《石油战争》中译本出版发行而专程来华访问并进行巡回演讲的。恩道尔还将赴杭州、广州等地访问，并与中国读者见面。

　　《粮食危机》、《石油战争》中译本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面世之后深受读者好评和欢迎。

　　《粮食危机》真实地记录了一小撮英美“精英分子”意欲控制整个世界粮食链条的种种图谋。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追逐利润，而是以一种新的生物战争形式，实行种族灭绝和“人种改良”，以实现其大规模消灭几十亿人口尤其是亚洲人口的长期目标。

　　《石油战争》阐述了权力与战争、金融战与经济战，以及石油、金融与权力的关系。书中还引述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关于石油的重要格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

　　根据出版计划，知识产权出版社还将出版发行恩道尔的著述《全方位优势：北约与新冷战》和《权力与金钱》的中译本。

　　附录：威廉·恩道尔的自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我父亲的家族来自瑞典，于19世纪80年代的一次严重饥荒中移民到了美国。我的父亲有8个兄弟姐妹，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刚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我的父亲通过学习成了一名有执照的土木工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法国修建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不大满意，所以利用自己的积蓄考进了医学院，当上了一名医生。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中，他把自己攒下来打算娶妻生子的钱都赔了进去。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他和我的妈妈相识了，他们在明尼苏达州有一群共同的朋友，后来他们结婚了。1944年，我出生了，是家里的老二。

　　当时，我的妈妈在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学生们都是来自农业州艾奥瓦的贫苦家庭的孩子，我妈妈教他们唱歌，还教他们演奏乐器。她会拉小提琴，还会弹钢琴。

　　我妈妈的家族来自挪威。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一开始在北达科他州当个农民。他和我的外祖母结婚以后不久，他当上了该州一份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由北达科他州的一个农民政治团体主办，这个政治团体名叫“无党派联盟（NPL）”。无党派联盟成立于1915年，要求磨坊、谷物升降机及其他与农场有关的行业由农民共管，或由国家所有，试图削弱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政治影响力，那里有一个农业卡特尔联盟。无党派联盟试图参选北达科他州州长，成立农民银行，一名成员成功当选为参议员，他公开反对私人控制的美联储的影响力。

　　后来，我对调查农业卡特尔产生兴趣，这估计是收到了我的外祖父的间接影响，他对我的童年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是一个在二战后的明尼苏达长大的孩子，我的生活受到家里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影响。第一件事就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了。我在一家特殊的医院接受了一年的治疗，以学习如何借助拐杖行走。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不管我怎么希望生活变成另一种样子，我都和我的同学或者其他人不同了。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对我的诅咒，这恐怕有点难以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幸事，也是我的一个长处。我能看到其他人不能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也让我对别人的痛苦和苦难十分敏感。当我开始记者生涯，书写当代历史的时候，这个长处极其珍贵。

　　在我患上小儿麻痹症的同时，我的父亲多次中风，这使他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有借助一根拐杖才能行走，他被迫退休，结束了医生的工作。我的妈妈只好去上班养家糊口。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人挣钱养家并不为大众所接受。出于经济原因，我家决定搬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冬天别那么冷。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这个地区因为新兴行业的崛起而欣欣向荣，有名的公司包括得州仪器、钱斯?沃特飞机公司，此外还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石油行业。我在一个充斥了石油和军火的世界里长大了。

　　20世纪50年代在得克萨斯的生活对我和我们一家都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当我10岁的时候，悲剧又一次降临了，我的父亲过世了。一年之后，我的外祖父在80岁高龄也离开了人世。由于1957～1958年的经济衰退，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姐姐和我搬进了一所小得多大俄房子。尽管我们在经济上很拮据，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我们勤俭度日，又搬回了好一些的地方。

　　作为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我总是忙着在车库里面造东西，包括一辆木制小车，由剪草机的二冲程引擎驱动。这辆在我叔叔的帮助下造起来的小推车，让我能过行走，自由移动。同时，我还在车库里鼓捣好了一台旧收音机，通过短波来收听世界各地的?悴サ缣ǎ�ｑ取信溪。我对塔呐了迷�?br>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上天了，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我决定当一名工程师，像我父亲那样。我按照这个理想安排了学业，努力学习。我从达拉斯附近的一所公立中学毕业了，成绩在班上很靠前，在争夺国家奖学金（NationalMeritScholarship）的比赛中进入了全国半决赛，同时还热衷于练习打击乐，在得克萨斯州的军鼓比赛中获得了亚军，我也利用打鼓的本事在一家当地的摇滚乐队当个鼓手。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我妈妈更希望我练习巴赫或莫扎特那样的古典乐。

　　那时我有一个目标。我申请了许多东海岸的大学，所谓美国的精英大学之一的普林斯顿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让我学习工程学，达拉斯当地的一家工程师俱乐部还给了我一份额外的奖学金。这开始了我性格形成的第二个阶段。在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面对那些来自特别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我的班上，有来自杜邦、凡士通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孩子。

　　第一次，我感受到了这些美国人在道德和个人能力上的退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像他们这样冷漠地对待不属于他们这个“阶级”的人。我当然不是他们这个圈子的，我是个来自底层的穷小子。我在普林斯顿见到的一群精英，不是由于他们在智力上的出色，而是由于他们的家庭、金钱和权力。尽管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段经历多年后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我本能的明白像拉姆斯菲尔德、约翰?洛克菲勒或弗雷德里克?奥斯本这样的人的心态。那是相当丑陋的。

　　一年之后，我离开普林斯顿，回到达拉斯工作了一年，并定下了我未来的学习规划。冥冥之中似有天定，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的那天，我正好在那里。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到现在还影响着我。

　　一年之后我重新开始了学业，我决定改学政治学。1966年，我毕业了，获得了学士学位，还得到了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的美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当时看到了《生活》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在1941年成功预言了“美国世纪”的到来。这本1966年春季的《生活》杂志称颂了毒品时代的来临和“佩花嬉皮士”(flowerchildren)。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怪异。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作为耶鲁出身的精英中的一员，卢斯和他的妻子自愿定期服用摇头丸，这是一项由医生所主持的实验，他们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工作。

　　当我离开大学的时候，美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造运动，最终产生了同传统割裂的、思想混乱的年轻一代。当时越战刚刚开始，这场战争的目的我当时不明白，我的许多同龄人也不明白。美国的精英带领我们前进的方向肯定有点儿不对劲。

　　于是，我没有去得克萨斯大学学习法律。我开车去了波士顿，我决定寻找治疗在我的国家身上生长出来的社会毒瘤――贫穷――的方法，而不是去当个律师，把找份安稳的工作当作我的人生目标。

　　我一开始在波士顿工作，后来来到新泽西州的特伦顿为林登?约翰逊的“向贫穷开战”的计划工作。我见识到了波士顿、纽瓦克以及其他城市的贫民区的不安和骚动。当“孤胆杀手”杀害民权斗士和反战人士马丁?路德?金和参议员、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时，我十分震惊。我还目睹了发生在越南的那场丑恶的战争在逐渐扩大。我的朋友们躺在裹尸袋里回到了美国。我开始变得愤世嫉俗，对领袖们带领我的国家前进的方向感到迷惘。

　　由于失去了投身事业的热情，我出国继续学习，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完成了比较经济学的研究生学业。我跳出了美国这个鱼缸，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见到了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结束了在斯德哥尔摩的学习，我回到了美国，在新泽西的Rutgers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成为了一名自由作家，撰写的文章主要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政策的交叉点。我搬到了纽约，很快开始撰写有关1973～1974年的世界石油危机的文章。我的工作再次带我回到了那个石油世界，在得克萨斯，我就是在这个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我采访到了一些世界上顶尖的石油地质学家，包括HollisHedberg和MichaelHalbouty。我还为一份科技小期刊写文章，见到一些特别能寻找石油的人，他们使用的方法要比那些大公司使用的要强得多。我还见到了一些投机份子，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和能源（包括核能）世界进行了多年深入的思考。这段经历帮助我形成了我后来在地缘政治学方面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时，由于早年的小儿麻痹症引起的严重的背部疾病，我去了德国。朋友们告诉我那里的温泉和医疗体系有助于我的康复。我得到了一个记者的工作机会，决定试试看，看看自己是不是喜欢德国。1984年，我搬到了法兰克福边上的一个小镇，在那里遇到了英格伯格，一个来自汉堡的姑娘，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那时我已经四十好几了，开始疯狂地学习德语，好和我碰到的这个漂亮姑娘套套近乎。1987年夏天，我们喜结连理。

　　作为一个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我拥有独特的优势，见识到了糟糕的经济和政治政策对世界产生的恶劣后果，我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揭示美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国家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熟悉了。我下意识地写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由一家德国出版社出版，当时是1991年，正好是美国入侵的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期间。

　　令我吃惊的是，人们对类似我这样的观点十分感兴趣。我开始着手写作第二本书《粮食危机》（SeedsofDestruction），这本书记录了转基因生物的危害，同时也是美国“权力”研究的三部曲之一。它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番言论为关键点，这番言论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说的，“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金钱，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在我完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权力与金钱：美国世纪的兴起与衰退》（Power&Money:TheRiseandDeclineoftheAmericanCentury）之前，有关地缘政治学的事件层出不穷，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撰写有关美国军事政策的文章，特别是在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和美国入侵阿富汗与伊莱克之后。这些文章汇成了第四本书《全方位优势：新世界秩序中的民主极权》（FullSpectrumDominance:DemocraticTotalitarianismintheNewWorldOrder）。

　　现在，我在世界各地针对与他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提供咨询、研究分析、撰写文章、发表演讲，这些是我35年来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孜孜不倦地研究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