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学者阎崇年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人掌掴，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林林总总的观点已经连篇累牍，并延烧至学术史观、民族主义和道德评价层面。客观地说，这些讨论尽管有些走偏，但也折射了中国社会多元表达的宽容语境。
就事论事，这种突发的暴力行为绝对是错的。
讽刺的是，此前也有人以行为艺术的方式砸于丹售书的场子，以至于于丹现在售书要聘用钢盔保镖“护场子”。阎崇年和于丹皆属于“百家讲坛”捧红的学者明星。他们都是依赖央视这个最大众化的文化载体，将历史、文化经典通俗化加工启蒙大众的学者，然而在和公众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却发生如此不和谐的景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答案不在于有多少人追捧阎崇年们，只要有一个人不认同他们的观点，而且是以观点的不同激化成暴力，就只能说是表达层面发生了冲突。所以，不得不从表达机制上去探究。
无论阎崇年和于丹们多么地大众化，但其从学养和职业属性上依然属于精英学者阶层。作为学者，他们享有学术领域内的话语权。而在大众文化领域，普通民众才是真正的消费者，他们期冀在此领域享有充分的表达权，最起码要和精英进行话语分权。但“百家讲坛”制造诸多学术明星的做法，使学者们在大众文化领域也成了意见领袖。即精英学者们占据了几乎全部的表达平台，而精英学者们又是以平民化的姿态到滚滚红尘高调兜售其文化产品。这容易给普通民众造成误解，既然你的表达渗透我的领域，就要适应我的表达方式。民间的表达方式，不光是温情脉脉，也有疾风骤雨。但不管温情也罢，粗俗也好，其内涵本质却是毫不矫情。
更通俗的表述是，当弱者的表达空间被强者覆盖时，弱者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以孔子学说为例，当孔子被历代皇帝老儿捧为“圣人”，儒家成了绝对正确的政治宗教之后，中国文化的多元表达迷踪了近2000年。“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就其根本而言，也算是民间表达被压抑之后的绝地反击。即使使用了矫枉过正的颠覆性暴力，多元表达的人文理性却也蝶变而生。
真实的孔子却是极力反对自己享有绝对话语权的。孔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他周游列国推销其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也不敢妄言意见领袖，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否则，老夫子也不会处处不得志，自嘲为“丧家犬”。更重要的是，孔子甚至晓得给予小孩子和己对辩的话语权。小孩子甚至能嘲笑孔子“孰为汝多知乎？”（见《列子·汤问》之《两小儿辩日》）所以，孔子虽然因为长得像阳虎而被匡人所围，但在其生活的时代却从未因为表达问题遭遇过暴力。
煌煌二十五史，是权力主导下的正史。但是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皇朝体制对于民间的表达也提供了野史和演义的表达平台。以至于今天的二十五史都尘封于书斋故纸堆中，而传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却是妇孺皆知。这就是民间的表达，一种逆反了正史的“信史”。而两种史观表达的价值，并不因为民间的传奇而丝毫逊色。
至于比尔·盖茨和微软CEO鲍尔默都曾遭遇过被丢鸡蛋的暴力，那是源于微软垄断了信息技术的表达权所致。但是对于这样的暴力，无论比尔·盖茨还是鲍尔默也都是一笑置之，全球舆论也大都当作娱乐事件报道。因为这些无伤大雅的暴力，才会警醒人们关注表达不对等这个严肃的普世命题。
所以，除了多元表达的社会现实，还要有多元表达的平权机制才能构筑和谐的社会文化。这个文化的主旋律或有高中低音之分，但并无尊卑贵贱之别。唯此，才不至于因为表达而老拳相向。也不会发生茨威格所说的尴尬：“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
（作者系时评家）
《大地》（2008年第20期） (来源：人民网-《大地》)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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