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情妇门”报告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她们或是支付宝贵的青春，或是抛弃原本幸福的家庭，将自己投资给一个前途不明的政客。

　　在最近十年，这个群体开始集中曝光于公众视野，她们尽管年已不惑，仍风韵犹存。但于公众而言，她们是千夫所指。

　　她们，就是省部级高官的情妇。

　　2008年10月15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站上了河北省衡水市中级法院的被告席。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两人曾因一盘举报至中央的性爱录像双双被查，隐藏十几年的风流韵事亦渐次公之于众。而根据调查结果，刘志华近700万元贿赂约八成通过王之手而得。

　　是次，上至奥运工程的寻租，下至“道德败坏”的私秘，以“部级情妇”王建瑞为中心的一场讨论，再一次席卷全国。讨论并不止于单一个案，而是直指高官腐败的监督难题。

　　本文截取了2000年以来开庭受审和新近案发的41名省部级高官样本。考虑到2000年庭审案件的侦查延展期，样本的实际涵盖期应是1998年至2008年，长达十年之久。

　　被调查者，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军队等，同时亦考虑了中央地方、中西部不同发达地区的差别，按一定比例截取不同的样本。

　　样本的来源有两种渠道，一是已审判的司法机关公开的信息，二是记者近年来亲自采访当事人辩护律师、家属及办案机关所得。其中后者占到样本的31%。

　　报告显示，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7.80%；高官平均案发年龄为62.58岁，其妻子平均年龄约60岁，而情妇则降至51.42岁。样本中，高官与结发妻子年龄相仿，均为困难年代相识，风雨中走过数十载。而与情妇平均年龄相差11岁多，最大差距为30余岁。

　　就学历与履历而言，41名省部级高官中，有6人有高干子弟背景，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利；有12人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正规本科学历；其余多数为“泥腿子”，从最基层发迹，奇迹般一路攀升。

　　抽检的样本显示，“问题高官”早在而立之末和不惑之初，熟识并与情妇们建立长期关系。他们多位居厅局级要津职务，极速的晋升使他们与结发妻子产生多重不和。

　　对照41名省部级高官的近40名情妇（含一名多个），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享乐型。如双方因情感出轨，最后一起同流合污；亦有部分为情感型，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与其记者情妇，即为情感型。

　　——互利型。性欲其次，金钱关系才是主要。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与李平。

　　——利益集团代言型。即与高官共谋，为某个利益集团寻求保护、谋取最大化利益。“公共情妇”李薇则为经典案例。

　　在上述约40名“部级情妇”中，仅14人在对应高官的起诉书或判决书中体现；被诉诸法律者仅8人，其中仅5人被另案处理，分别为成克杰—李平，王怀忠—张爱云，李宝金—王小毛，刘志华—王建瑞，“公共情人”李薇。由此可见，作为部级高官的情妇，其所付出风险并不大。

　　但是，拥有特权袒护的她们，所获回报却是不可估量的。

　　本文例证，有3名部级情妇已将触角伸到了举世瞩目的奥运工程上，她们来自北京、天津、青岛，分别为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情妇王建瑞、原天津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情妇王小毛、“公共情妇”李薇。

　　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毛依托于李宝金，已成长为津门著名的企业家，其名下的浩天集团更是资产突破30亿元，涉足房地产、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为著名的“企业家情妇”。

　　百端待举之时，有两件事再次摆在决策者面前：

　　一是坚决实施“阳光法案”，即以法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化，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

　　二是出台约束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