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减员”：结构调整搭上了金融风暴的车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与国外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出现危机进而导致失业不同，“中国式减员”的特殊之处在于，内外经济失衡碰撞到一起，并引发了减员潮

　　本刊记者/杨正莲 杨龙

　　10月15日，位于东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下称“合俊”)倒闭，近7000名员工面临失去工作的境地。

　　就在同一天，泥足深陷的美国股市再现“黑色星期三”，似乎对于美国政府14日公布的救助方案细节缺乏信心，金融危机恶化。彼时，产品主要销往美国的合俊被认为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但是，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出口战略的调整难题

　　虽然被解读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关闭的第一案，但合俊只是珠三角倒掉的制造企业之一——最近10年来，东莞每年都有七八百家企业关闭或外迁，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09家。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行业就有超过2000万人被解聘。

　　显然，合俊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只是碰巧搭上了金融危机的错车。合俊们的倒闭，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中国政府对其的政策调整息息相关。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中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性战略的发源地，就在合俊所在地东莞。广东省的小镇东莞，素有“世界鞋、服装和玩具之城”之称。从1978年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落户于此，这座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城市逐渐成长为“世界工厂”。上个世纪90年代，当4.6万家中外企业入驻此地后，东莞逐渐成为生产电子元件和皮鞋、服装、玩具的“世界工厂“的代表性生产基地。目前，东莞企业的90%以上，仍然以代加工为主。

　　东莞等地先富的示范效应，很快催生了中国制造的更多地方克隆版。这些基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浙地带，即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中国制造们的竞争力，在于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低成本首先表现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等地，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近乎10年中，长期没有上涨。

　　除此之外，石油、电力等资源型产品价格是政府管制的。在以石油为主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优势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竞争需要，竞相压低土地、税收等的价格，以获取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代加工地位。

　　一份江苏省刊物披露，在制药业的另一基地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而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末期以后，“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也纷纷成为地方引资竞争中的组合拳。

　　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

　　地方政府直接出手的低成本竞争方式，使得低附加值的代加工出口模式也即“世界工厂”成为可能。受益于东莞模式的中国制造业，源源不断往海外输出低附加值产品，以多年的持续顺差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种出口模式所得的利润率是极其微薄的。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世界名牌HugoBoss衬衣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为120美元，而中国制造商拿到的只有10%。

　　2007年底，靠一双双鞋和一个个玩具堆积起来的中国制造们，换回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53万亿美元。但中国在获得源源不断的高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以资源换外汇的出口模式，也付出了极高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2008年初，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公布首份正式《环保表现指标》，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表现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03位。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40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由中国制造商品出口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不短上升。据统计，2007年中国共遭遇80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很显然，即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政策从紧、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转型也不可避免。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珠三角众多的外向型企业走到了发展的隘口。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外向型企业，已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三驾马车并非齐驱

　　与出口导向相媲美的拉动经济马车，在中国显然非固定投资莫属。

　　以东莞为例，要提供几万家中外企业所需要的厂房，容纳数倍于当地人的外来人口，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迫在眉睫。

　　当资本和市场相遇，空前规模的固定投资开始风生水起。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了23%，而从1997年到2003年间，每年只涨了8.4%。

　　以房地产为例，1997年至2006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幅超过20%，为同期GDP年均增幅的2倍，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了五分之一。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房地产业迅速成长并带动了银行、土地、钢铁、水泥、建材、装修、家电等上下游产业发展。随之增收的，不仅仅是当地财政，还有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各行各业。收入增加之后的人们，开始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房地产业的市场因此日渐扩大，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追随其后的人们暂时失去了理智——有人发现，房地产不仅仅是消费品，而且还是价值可观的投资手段。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催生了房价泡沫。以湖北武汉这个二级城市为例，从2005年到2008年，该市房价上涨了近一倍。

　　这是一个疯狂的产业，卷进去的不仅有投资客和普通居民，地方政府也不再甘心只攫取财政收入，他们发现这似乎还可以兑换成政治资本——政绩工程因此而大行其道。疯狂的代价就是，产能过剩，地方投资重复并严重浪费。

　　出口和投资，就这样成就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而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则多年持续低迷。

　　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2003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GDP在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狂奔，但人均财富并没有很快地上升。

　　这导致了中国内需的长期低迷。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一方面，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可支配收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已经市场化，而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完善。这使得很多老百姓对未来难以把握，从而不得不放弃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需求，把钱存起来以备不虞之需。

　　2004年，中国储蓄已经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长的银行储蓄又回流到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等，进一步造成投资过热。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公开表示，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1%，而同期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年均增长25%。

　　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为维持生产，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进而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伴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而回流的劳动力，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被认为加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而来自印度、东南亚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制造业成本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最大的成本优势遭受阻击。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开始侧重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明显。防止中国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中国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调整、信贷紧缩等政策相继出台，出口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外向型出口战略调整的指标是出口退税率。

　　2005年，中国税务总局等部分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然而，由于中国制造对于中国经济的致命影响，2008年8月1日，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2008年11月1日将再次上调。这无疑也显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

　　金融危机发于后

　　祸不单行。在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之时，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进行了迎头痛击。欧美市场的需求剧减，致中国出口也随之大幅减少。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慢，对美出口增长明显减速。广东同期出口增长仅为13.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深圳的一般贸易增长首次出现负1.5的增长率。

　　2007年中国出口额接近GDP的40%。显然，如果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者下滑，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将势必放缓。中国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是9.9%，这是近六年来第一次回落到1位数。有测算认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中，有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出口减速造成的。

　　“GDP和就业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增长的下降从总量上讲，对于就业的增长肯定不是一个正面的消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首先，出口坏账率攀升加剧了企业资金紧张。商务部官员透露，美国次贷危机持续恶化，导致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坏账率增长了3倍左右。目前中国企业对外出口八成以上采用放账形式，欧美国家的买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货后90天，有的长达120天至150天，拉美地区甚至长达360天，对本来资金紧张的外贸企业雪上加霜。

　　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外资合同也锐减。今年上半年，东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

　　由此，中国企业资金困境空前。出于自保和风险考虑，银行谨慎的贷款政策使得企业贷款困难，资金来源进一步收缩。

　　银行的谨慎固然是出于风险控制的惯性，但是，卷进全球性的行业危机所遭受的损失也让中国的金融行业如履薄冰。

　　根据美国财务部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投资组合总额为1.06万亿美元，其中51%是美国国债，42%是政府支持企业(GSE)债券，剩余7%是包括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等在内的企业债券。

　　中金公司的分析报告认为，如果中国上市银行也按此比例持有，并假设企业债券的损失比例为40%，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2008年的盈利分别会减少12.7%、5.5%和7.1%。不过该报告认为，美国金融救援计划已经使得美国金融机构破产带来的潜在风险得到了部分释放。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蔓延至实体经济，对全球性经济放缓的担忧日甚。

　　出于对经济形势的担忧，信心不足的人们更加捂紧了口袋，消费、投资萎缩更加剧了企业的生存难度，无法支撑的企业则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