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 成为中国变革之路形象窗口

　　二、大会堂的商业门槛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起，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各类单位削尖脑袋想进来，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办活动，后来是一些国企，再后来外企也被吸引进来，最后民营企业也走来了。

　　李志起，北京一位从机关“下海”的公关策划人，在过去10年中先后作为“中介”，为大大小小几百家企事业单位承担在大会堂办会的业务。

　　1994年刚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不久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公司， 最早的业务也与人民大会堂有关，现在他的公司已占据大会堂办会中介业务的1/3。

　　李志起这样解释大家的“兴趣”。一开始，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还相当浓厚，作为首都的心脏地带是权力中心，很多人满怀崇敬和好奇去参会，“毕竟之前大家只能在酒店开开会，后来政策放开，可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去开会，顺便参观，这对于主办方是很荣耀的事”。

　　一位公关公司总经理也告诉记者，“政府官员不喜欢在纯商业或外资背景的酒店参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堂成了很好的选择”。

　　这当中李志起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民营企业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并占据主体”，而这跟国家政策扶持下，私营个体经济的不断崛起密切相关。

　　李至今记得2004年一个民企委托他办的会。1994年7月8日，来自广州的南方测绘公司做了件令同行惊呼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司15周年庆典。

　　时任公司公关经理黄吉海对本报回忆称，那时候公司从上到下都没去过大会堂；而且当时测绘行业相当冷僻，大家都迷信洋仪器，而不屑于国产仪器。

　　结果好得出乎意料。客户蜂拥而来，原计划450人，实到700人，有的客户甚至从新疆坐几天火车赶过来。意想不到的还包括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此前该公司在全国的招标采购，基本上中标率在5%以下，但从那以后全国中标400多个。

　　李志起还记得另一位“激动万分”的申办者。1996年香港友利电讯公司委托，在大会堂举办活动。当那家企业的香港老板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相当激动，举着相机，甚至越过了警卫隔离开的地方。

　　“那时1997年还没到，香港尚未回归，他的激动可想而知，”李志起表示。

　　而一年以后的7月1日零时，正是在同一个地方，4000多名中外嘉宾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见证了香港的回归。

　　另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是,香港厅自1997年建成后，鲜有对外出租。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李志起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

　　人民大会堂管理机构犯难了，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东风汽车公司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

　　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被国是会议使用，都可以租用，只要执行严格报批手续即可。

　　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之易。在人民大会堂办会，哪怕仅一小时，申请程序也是非常严格。一切办会申请需提交负责大会堂日常管理维护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按照规定，企业须有正部级的介绍信，并提供企业资质、法人执照等相关合法证明；嘉宾名单、会务材料也要一一上报”李志起说。

　　尽管大会堂的租金并不便宜，半天的出租就要几万元，但想来办会的单位依然抢手。

　　一个细节可兹证明：有时候，业已审批成功的会，也会因领导人临时活动安排而取消或延期使用场地，对此企业并不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