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房屋宅基地纠纷，以及生产经营等常见性、多发性民间纠纷，是人民调解发展历史阶段中的“老面孔”，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依然屡见不鲜，而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层出不穷的新型纠纷大大抢占了“老面孔”的风头，成为新时代人民调解的专攻对象。
记者在上海奔波采访，尽可能多方了解人民调解一线阵地的创新举措，以感受人民调解工作在上海的旺盛活力和熠熠功绩。
传统调解：倾听心声方式新 来到江苏路街道“上海人民调解李琴工作室”，记者请李琴回忆一个无法忘却的工作瞬间。这位71岁的全国模范调解员眼眶湿润：“一位老人跪在我面前，哭着说李阿姨你救救我……”原来老人与儿子儿媳同住，经常遭受凌辱，终致悲愤欲绝，找上门来求助。
“人人都要老啊”，李阿姨四处奔走为这位老人找个养老地方，结果不仅妥善了却了这桩心愿，还让有相似情境的200多位老人享受到同样待遇。
“上海人民调解李琴工作室”通过与街道签订工作责任书的方式运作，聘请5名经过区司法局专题培训、专职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调解员，同时还成立了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及学者、律师等组成的专家咨询团作为工作室的支撑；街道为工作室开展工作提供办公场所和设施，并按辖区人口每人3元标准每年提供经费18万元；工作室密切联系着街镇、居村两级调委会，还与公安、法院、信访等有关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协调配合。
开通热线，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作节目，“我有自己的博客网页”，李琴很自豪。
新型调解：拓展领域伸触角 商务楼宇调委会
静安区司法局自去年开始积极探索人民调解进商务楼宇试点工作，今年提出要用两年的时间做到全区50%以上商务楼宇建立人民调解组织。
电梯升至静安区紫安大厦的8层，孙建华正在办公室房间里等候记者。他是紫安大厦物业管理处经理，又是大厦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席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矛盾纠纷时，这一中立身份对缓和矛盾双方的情绪能起到特别的作用。
“我们受理的纠纷面比较广，凡涉及业主与物业、业主与业主、业主员工内部的矛盾、甚至业主与外面的矛盾纠纷都会汇集到我们这里。”
截至2007年底，占地仅7.62平方公里的静安区拥有12层以上带有商务功能的楼宇230栋，其中纯商务商业用途就有144栋，从业白领达10万人之多。2007年度全区100栋重点楼宇实现税收61.37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61.4%。
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试点工作在紫安大厦开展后，客户感觉大厦服务更加贴切、及时、高效，表示愿意长期续租，大厦内的社会关系更加融洽。
劳动协会调委会
记者驱车赶往静安区劳动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61岁的汤福根从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退休不久，即被聘为这个调委会的工作人员，“劳动争议已经成为矛盾纠纷相对集中多发的领域。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繁忙，再加上精力有限，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往往面临劳动争议解决缓慢的痛苦。”汤福根说。
静安区劳动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2007年9月26日挂牌工作，1年来接受了600件劳动争议申请调解。事实证明：简便灵活的人民调解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具有定分止争良效，既有助提高处理劳动争议的总体效率，也有望节约司法资源与成本。对一些弱势劳动者来讲，如果请求事项比较单一、标的较小，人民调解可免去其仲裁或诉讼之苦。
调委会交警支队工作站
在城区乐都路的468号旁一栋小楼门上悬挂着3块牌子———“松江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事故科”、“松江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交警支队工作站”、“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道路事故交通巡回审判接待站”。
松江区司法局副局长朱慧敏引领记者进门，办理窗口前挤满了人，屋里人声嘈杂，朱慧敏大着嗓门介绍，“我们起初只有两间办公室，今年6月扩展成5间，11月底还要再建3间。”
2007年8月，松江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交警支队工作站成立并运行。运作一年来，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引导和委托人民调解1060件，调解成功1053件，调结率达到99.34%，赔偿标的总额达3700万元，平均结案时间仅为3天。
鲁培栓律师前来办理交通事故调解，他来这里已有近20次的经历，“这里解决速度比较快，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双方一般能握手言和。”
法院民调窗口
长宁区法院西配楼二层是简易楼层，正在重新装修，档板分隔的办公室无法阻隔喧闹的人声，这里是“长宁区联合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窗口”，调解员们由退休的高级法官、街道干部、工会干部和高级医师组成，从事人民调解接待工作。
长宁法院的民庭法官施红心告诉记者，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窗口”，这里是全国第一家。作为法院裁判前的缓冲，“窗口”成立5年来直接受理涉诉民事案件的具体调处，为相当多的纠纷当事人提供了法院裁判前的和解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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