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不休假的假改推动者

　　蔡继明不休假的假改推动者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蔡继明休假吗？答案是——不，他几乎不休假！

　　执教于清华大学的这位教授，以推动一轮关涉亿万国民作息习惯的假日改革而著名。基于他早前提交的那份方案，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黄金周集中度假制被打破。

　　假如这些人知道蔡继明的作息规律，兴许会感到沮丧。蔡的日程安排里不仅没有“休假”二字，必要时甚至可以三顿不吃饭、24小时不睡觉。拿今年国庆节来说，清华大学一共放了9天假，9天时间他都是在办公室度过。

　　52岁的蔡继明脸上写着些许疲累，两只黑眼圈隐约可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岁月使他们这一代人能够承受起诸多艰苦。就在见到记者的前一天，他还饿了一整天的肚子在忙活。

　　见面时，他刚结束一个学术讲座。问起何以忙碌至此，他仰在出租车后座上说，我只是想让自己做得更好一些。不过他进一步申明，在制定整个假日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推己及人。他说，自己没有权力叫别人也不要休假，所以不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考量问题。

　　有机会听到此番解释的人并不多。蔡继明一开始就陷落在一种难堪的处境里面。他面临着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时都可能招致的风险：在一轮接一轮的唾沫攻击中变得体无完肤。

　　提议假改

　　蔡继明素以研究价值和分配理论知名，在经济学家这一身份之外，他还分别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民进中央常委。这意味着他不再有可能一头扎进书斋，不问世事。

　　2006年末，民进中央领导要前往中南海与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例行定期政治协商。按照惯例，民主党派需要就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提出建议。民进中央于是委托党内的经济委员会主任蔡继明牵头起草一个具体建议。蔡继明接到该项没有给定题目的任务后，即与自己的同事、研究生一起商讨，最终敲定假日制度改革这一选题。

　　他们向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黄金周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的建议，并着手吸纳各路研究人员，成立课题组。蔡继明们率先向那种看似无懈可击的“旅游经济论”发动了集中攻击。多年以来，正是这种黄金周制度拉动国民经济的观点，导致人们对于集中休假制度的效率毫不怀疑。蔡继明想要证明，这是错的。

　　他说，“只有动摇了这一根本，假日改革才有可能实现。”

　　他们直接拿来了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的一系列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最近20年以来（黄金周制度之前的10年与之后的9年）中国旅游业收入年均增长率的变化。深入对比一番，发现除了2003年因为“非典”导致旅游业收入曲线出现大幅下滑之外，近20年间中国旅游业收入增长率几呈一条水平线，黄金周的经济拉动效应远非人们想象。

　　一举否定了黄金周制度与旅游经济的正相关性，接下来，他们还要证明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分析之后发现，黄金周制度的负作用非常之大。举例来说，在三个黄金周内，商家需要应付井喷式的需求，这要求他们扩大生产能力、增加存货，市场大起；一旦过了假期，生意转冷，商家又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存货卖不出去，市场大落。

　　就全社会角度看，旅游业收入短期内即使能够出现一些增长，这也只是基于别的行业同期内几乎不增长而实现的。假期之中，由于各种行业主体停止营业，收入相继丧失。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停止运行的行业所丧失的收入原本就比旅游业一时的增长要大。

　　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由此被过度打断。在他们的论证中，由于黄金周的存在，中国一年至少要中断三次正常社会运转。他们认为，传统春节假期无可厚非，另两个长假则是人为长时间中断与国际往来，与开放国家身份不相称，须避免。

　　解决方案是要拆散集中休假，取消两个黄金周，将之分拆并入到传统节日，变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并在原有春节长假基础上增加除夕一天假日；推行小长假制，将周末与传统节假日（一共3天）结合起来；同时推行带薪休假制度。

　　该年底，于研究之外，蔡继明走访了国家假日办，了解到各方对如何改革存在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增，有人主张减，也都做了相应的一些方案。但总体倾向还是认为，“需要完善，暂无改革必要”。不过假日办答复说，如有更好的方案，他们也会转呈国家发改委。

　　课题组的方案很快面世，并通过三个途径向有关方面做了传递。一是由民进中央领导直呈中南海；二是于2007年“两会”期间转为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三是递交给国家假日办，由其转送发改委。

　　当时，有关假日改革在政府层面没有显露任何迹象，课题组也没有得到答复。直到年末，于假日改革方案公布之前，蔡继明才接到国家发改委的电话，被告知大部分建议已被采纳，唯有重阳节没有成为法定假日、春节假日也没有增加、带薪休假制度未予通过。

　　一次全国性假日制度调整就这样被顺畅拿下。蔡继明说，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但他又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是人们多年呼吁和国家战略重点调整的结果。“我们不能贪天功为己有”。

　　被攻伐者

　　当他在2007年“两会”上将假改方案通过提案呈递全国政协后，有关这一方案的大致意图同时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些人开始从网上向他发起攻击，称他“菜叫兽”。

　　他们还用短信对他以及他的家人进行谩骂与侮辱。其中有人几次三番向他挑衅，蔡继明感到恼火，警告他如果再这样无礼下去，他将寻求警方的介入。他说，你是否知道你这样做是在触犯法律？那个人转而改口，请求他对自己的粗野行为给予谅解，但最后仍不忘要求他主动撤销假改提案。

　　在公安系统任职的朋友建议他将这些电话号码提供给警方，让警方调查。蔡继明没有应允，他说，“这点涵养我是有的，这些可恶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如果警方介入，他们一定吃不了兜着走。”

　　有人指责蔡继明在此次改革中存在既得利益。蔡继明斥其为无稽之谈。在他自己，首先是一个无假可休的人，无法受益于这种改革。在物质层面，他领衔的课题组由一些自愿加入的成员组成，他们一般利用业余时间来做课题，自一年前成立以来，也从未拿过民进中央、清华大学的一分钱。由于几乎没有经费，他们连做田野调查的程序都免了。蔡继明的逻辑是，总不能叫他们拿自己的工资去做民调。

　　蔡继明偶尔也参加一些电视辩论，那像是一场场唇枪舌剑。蔡继明认为辩论对手太感性，把自己的论证搞得像在无理取闹。比如某次辩论，一位资深旅游专业学者向他“开炮”，认为黄金周是符合人性的，因为一旦到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出行欲望，就要结伴出行。蔡继明即席诘问道，“如果你说黄金周是人性的，建国60年来，真正实行黄金周只有8年，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只有8年时间是人性的？”

　　今年国庆长假之前，蔡继明接受南方一家媒体访问，谈到国庆长假去留，他表示，条件允许的时候，比如带薪休假制度设立，则可以分解。这条消息随后被网络广泛传导成他再次主张取消国庆黄金周，一时间骂声又起，很多老对头重新找上门来。辽宁一位网民给他寄来了当地的报纸，上面综合了一些人愤怒的反对声音。

　　这一切对于蔡继明似乎起不到丝毫影响。他仍然带着课题组准备围绕带薪休假制度做一些推动性课题调研。“你说我的方案不妥，那你也可以拿出一个方案来。”

　　蔡继明的固执，并非由假日改革争吵而来。照他说，是天性使然。每逢有他在场的学术研讨会，一定会出现激烈交锋场面，他一定会与人发生见解分歧，也一定不会做出迁就。20年前，还在南开大学读在职博士研究生，蔡继明参加了由马家驹先生主持的学位论文答辩，辩来辩去，争执起来，老先生只好站起来表态，“得得得，我说不过你”。那时候很多人为他捏一把汗，得罪了答辩委员会主席，你这学位论文还能通过吗？老先生并没为难他。

　　蔡继明有自己的信念，在学术观点上一是一、二是二，绝不让人；但是涉及个人层面，则需要相互尊重。这使他交了不少朋友，当中有忘年交，也有学术上的死对头。

　　但是在假改这场争议中，他恐怕难以交到朋友，因为这涉及利益平衡问题。中国的现实是，制度层面上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惹起一些利益主体不满，目前来看，蔡继明可能还不大好对付这件事。不过他说，这很正常，所有的公共决策都是这样的。

　　一种活法

　　经济学家要实现经世济民，有三条途径：一是就职于政府及其智囊机构；二是为企业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再就是出掌教职，做一个纯粹的学院派。

　　蔡继明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最后一类，这也是他的初衷。他说，一旦到政府就职或为企业打工，拿谁的钱就得为谁说话，做研究和发议论时需要过多考虑所属机构的偏好，顾忌太多，立场摇摆。

　　以蔡继明而论，显然不大适合附尾于人。1985年于河南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前，他本有机会成为中共党员。之前几次申请入党都不成功，最后一次被接受，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志愿填了，誓都宣过了，结果党总支书记找来谈话，要求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南开大学已经三次跑到河南邀约他前去天津工作。他执意要去南开。总支书即以不服从党组织安排为由，将他的所有入党申报材料扣下。走之前，蔡继明抛下一句话，“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你要这样衡量我，这个党我还就不入了。”

　　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几年，当时的所长是民进老会员，在他引荐下，已是天津市南开区政协常委的蔡继明加入了民进，一直做到民进天津市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成建议或提案。在假日制度之外，农村土地权属的被禁锢和小产权房的被压抑也属于他明确反对的问题，为此他组建了相应的课题组，辗转于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历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相应的改革建议被反复提出。

　　“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提出来的建议政府可听也可不听。但是，不说白不说，白说也得说。有时候，说了十句话也许有一句就是管用的。”政府没有漠视这些声音，他们同样对未来的改革路径和利益调配十分关切。一番踌躇之后，农地流转眼下在中国已成现实，政府也公开承诺对小产权房将既往不咎。不过，蔡继明对这些只表示有限乐观，他认为此类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应该朝前推进。

　　生性耿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特点，蔡继明也不例外。出生在唐山市一个工人之家的他，“文革”到来，大学梦碎，上山下乡。所有目标都是事先预设。恢复高考后，他先后在三所大学念书，1985年自河南大学毕业之前，几个同学散步闲聊，说及将来理想。蔡继明表示打算在大学里面任教。同学问，你在大学的目标是什么？他答，5年提副教授、10年提教授；同学又问，是想在大庙里当小和尚，还是在小庙里当大和尚？他答，要在大庙里当大和尚。

　　当时可以选择去几所不同的地方院校，这些单位也开出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他觉得庙不够大。1985年去南开大学之后，他的个人理想如期实现，5年内成了副教授。1992年，时年36岁的蔡继明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比预期提前了7年时间。

　　14年后，由于不愿陷身校内小帮派的争斗漩涡，蔡继明来了个“走为上策”，于1999年改执清华教鞭。转眼10年过去，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想引进人才共同建设清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但碍于体制所限，不得其门而入，蔡继明只好于研究所之外另设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自筹运作经费、自租办公场地。他也承认，这很困难，虽然是在为学校做事情，也许学校不会买他的账。

　　更多地介入公共生活并没有使他得到额外的好处。三届全国政协，写了堪以计数的提案，论资排辈，多少新起后浪已经追过他这朵前浪。他现在也不是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常委。问他是不是还有机会？他说，机会是可以创造的，我不拒绝这样的机会，但也不屑于刻意去创造。

　　采访中，蔡继明邀记者与他共用午餐。清华大学食堂就在他的办公室楼后。绕过那座旧办公楼来到食堂，蔡继明要了两碟青菜、豆腐素拼，一小碗米饭。走到结账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饭卡，刷了一遍，然后与记者一道寻找座位。

　　蔡继明一直过着较为简朴的生活。他的那些学生，才毕业几年就已有房有车，出入体面。到现在，当老师的他和家人还蜗居在北京一套总价约30万元的住房里，出行只能靠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工具。

　　相比于现在的年轻人，他回想自己1985年刚到南开时，就住在三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一年之后，把老婆、孩子接去，没房住，就和房管部门打游击，东住一晚西借一宿。后来搬进了筒子楼，门口就是公厕，一住又是5年。一家人真正住上三居的时候，也很快就离开了南开。

　　“人活着，要有一种活法，”他手执筷子，不无疲惫地笑笑，“我是一个学者，我要有坚持的勇气。我不想改变我的做人准则和方式，能得多少就得多少，得不到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