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边缘沉浮

　　职业教育：边缘沉浮

　　特约记者 南关前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促进社会就业，必须发展职业教育，普遍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能使广大农民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2005年，温家宝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预示着职业教育的重新升温。全国继而掀起了职业教育扩招的步伐。

　　当全社会理性反思大学扩招的时候，职校扩招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还没进入主流人群的视野。如火如荼的扩招背后，职业院校是否能承载起为中国劳动力就业开辟出路、为社会转型铺路的重任？

　　调动风波

　　“我老婆是一位初中教师，她在坐月子期间被调到一所偏远的小学任教。”徐先生有些愤懑。

　　徐先生的妻子李改欣是河北新乐市承安镇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8月8日刚当上母亲。自从接到一个电话后，享受为人母欢乐不久的李改欣就陷入了焦虑和痛苦当中。

　　8月26日晚10时许，正在月子里的她突然接到承安中学校长薜保献打来的电话，薜保献给她下达了简短的口头通知，“今年学校老师超编了，你准备上小学去。”李改欣愣住了，缓过神来后她忙给薜保献回电话。“我问他为什么把我下放到小学去，他说你没有完成职中的招生任务。”李改欣回忆。

　　原来这所学校每年都给老师分配招生任务，往年的任务是给本校招生4名，今年除此之外，还要给新乐市职中招生1名。给职中招到1名学生奖励100元，招不到罚款50元。招生任务完成与否，还将作为考核分值记入教师档案。

　　李改欣的预产期是8月10日，因为出门不便，暑假期间，李老师没有招到职高生。

　　新学期开学后，尚处于月子里的李改欣不得不给西五楼小学校长打电话报到。小学校长告诉她，“你满月后就快点上班吧。”并询问她需不需要找一位代课老师替她上课，如果要请代课教师，李改欣就得从自己每月1170元的工资里拿出600元来支付给代课教师，李改欣只得咬牙答应。

　　新乐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志军说，教育局已经多次接到李改欣和其家人的反映，把一位正处于哺乳期的女教师调离显然是不恰当的，局里已经要求承安中学安排李改欣回原校任课。

　　为何要把职中招生任务分解到初中学校老师的头上？孙志军解释说，这两年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补助职中生，但职中招生仍特别困难，局里也多次发文要求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省里给石家庄市压任务，石家庄给各县区压任务，去年石家庄给新乐的任务是3400人，结果只招到1400人，今年分给新乐的任务是2000人，到现在只招到600多人，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分一下任务也未尝不可。上面规定，哪个区、县完不成职中招生任务的，教育局不能参与当年的评先。”孙志军说。

　　生源瓶颈

　　李改欣的遭遇并非个例，由于生源已成为职业教育的一个瓶颈，被职中招生裹挟的老师不在少数。

　　石家庄西部某县职教中心的一位老师说，该校每年都给老师下达招生任务，去年要求每位老师招到10名学生，招不到5个不能参与评先，这位老师因为没有完成招生任务而受到待岗处理。为了完成招生任务，老师们各显神通，走村串乡可谓备尝艰辛。同事之间还会出现相互挖墙脚的不愉快事件。

　　一所山区县的职教中心老师告诉记者，该县初中生源约3000人，每年升入一中、二中两所普高的学生约1000人，余下的2000人中有相当部分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上级分给该校的招生任务是1500人，即使把有进入职中意向的学生全纳入这所学校尚难完成任务，况且还有大量的城市职中、民办职校或外省市职校在打这些生源的主意，竞争的白热化程度可想而知。

　　招生已成为各职业学校工作的首要重点。一些职校广泛使用招生代理，为了留住生源，往往让学生事先预交500元费用，知情人说，这笔费用一部分或全部成为招生代理费用。本校学生也被发动起来，老生拉来一个新生会得到100元报酬或更多。

　　河北省一位研究职业教育的专家说，生源跟不上扩招的步伐，职中完不成招生任务已成普遍现象。2005年和2006年，中职学校连续两年扩招100万，教育部的规划纲要是，到2010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与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持平，但是，在2007年中职学校又扩招50万，提前完成了这一目标。各省也制定了职业学校办学规模的目标，比如河北省2007年全省中职招生目标是45万人，而2010年该省中等职业学校办学目标是140万人。

　　而对学生来说，很多人选择职业学校，却是出于一种无奈。

　　多位参与县职教中心招生的老师告诉记者，招生中最难打通的还是人们传统的意识，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进入普高乃至大学，才是光耀门庭的正途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中的生源是以升学为导向的精英教育体制里被层层筛选淘汰下来的那一批，一些职业学校自嘲自己成了“收破烂”的。

　　老师教得没兴致，学生学得没兴致。在厌学失败情绪的催化下，职业学校普遍管理困难，混日子、酗酒、斗殴等现象不时蔓延，学风不佳又影响了后来者对职校的认知和评价，如此往复形成了恶性循环。

　　与这种不良情绪相呼应的是，国家长期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

　　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多年来该校仅能从县财政那里得到老师的工资，学校运转全靠学生学费维持。职中对学生来者不拒，大多数专业每生每年的学费仅800元左右，所得十分有限，学校实验实训设备缺乏且陈旧，实训基地面积不足，工位不够，学生机房的计算机都是四五年以前的老机器，校园网接口带宽仅2M，与目前一般家庭宽带接口相当，全校的投影机一共两台，师资流失严重，很多老师都是从薄弱校半路出家而来，双师型教师（同时拥有教师资格证书和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尤为缺乏……

　　职业学校积贫积弱的同时，一些不规范现象也出现了，很多不具资质的办学机构一哄而上，亟待引导和建立退出机制。一些职业学校以短训班为生，这样的学校更像一个职业介绍所。

　　石家庄的小王说，他在一家民办职校上了两年学，一年校内学习，一年校外实习，上课时200多人一台机器，只能在旁边看看，从没有动手摸过机器。相比徐江滨，小王幸运得多，某职业学校高价招收学生，承诺在铁路系统安置就业，徐江滨说，虽然在铁路沿线“就业”，却是做农民工的活，收入甚至不如农民工。

　　几起几落

　　太行山区某县职教中心负责人介绍说，近30年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一直呈现波浪式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黄金时期，作为跳出农门的重要载体，中等职业学校是许多农村优秀学子的首选。

　　进入90年代初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时中国正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那时候考入职校的学生仍拥有令人羡慕的“干部”身份，部分学生还能安置工作。就业拉动了职业学校的发展，职业学校的生源获得了保障。

　　后来，这些行政福利色彩的支持很快消失，干部身份日渐式微，更重要的是学生就业成为难题，职业学校的风光一去不返。90年代中期，职业学校跌入低谷，迎来了它的艰难时光。

　　90年代中后期，为扶持职业学校的发展，各地采用了让职校走综合高中的过渡办法，一方面用对口升学的办学支持职校，那些不能对口升学的学生也能掌握一技之长。

　　“对口升学的门槛相对较低，又有国家名额支持，那时候每年从我们学校升入本科院校的学生有20多个，这对那些上普通高中没有多大出路的孩子具有一定吸引力。职教中心好像看到了新的曙光，可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模式与职业教育就业为导向的模式是有冲突的，随着国家缩减招生名额，升学人数锐减后，职业学校再次出现下滑趋势。”

　　转机出现在2005年11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了《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讲话，这份讲话中透露，国务院已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此后，各地亦开始扭转教育结构，加强了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新政出台，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可获得1500元助学金。类似于义务教育全免的免费职业教育政策也进入一些地方的决策层视野，职业教育受到空前关注。

　　财政部、教育部向各地下达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预算，各省份按比例应负担的专项经费也得到落实，生源于是反成为职业学校大伤脑筋的问题。

　　内外交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职校的春天远没有到来。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周洪宇研究发现，职业教育的复苏仍然有待于一些瓶颈的打通。

　　我国实行的是分级投入的办学体制，中等职业教育过去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来承担，县级职教中心主要由公共教育经费分担，而技校由企业拨款。

　　虽然目前很多职教中心都拥有了“国家重点”的帽子，但从教育部门获得的经费有限，经费投入欠缺是职教中心的普遍现象。加之，政府投入并没有形成制度，职教投入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例很低，很多地方仅在5%左右，又不能从民间资本获得资金来源。

　　技校的生存依存于企业，企业经营状况好就多给钱，没钱就不给。前些年众多国企举步维艰，很多技校招不到学生，没有运转经费，跌入困顿，一些学校仅是一块牌子养着一批技校老师而已。很多中等层次的职教中心都是由薄弱高中和技校转变而来，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都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用人单位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1998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后，中国的普通高校规模由过去的1000多所发展到2000多所，新增的1000多所高校中有70%~80%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院校在高校扩招中承担了大部分生源，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研究者也注意到，相当多的高职院校是由几所中职学校合并而来，在中职升高职的风潮中，由于片面强调规模，一些地方在升格标准上把关不严、放低门槛的结果是，一些濒临破产的学校时来运转，摇身一变获得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会。等它发展到相当规模后，这种情况已经难以为继，国家又开始严格审查，过去高职的审批权在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如今教育部采取了备案制。

　　“在这股风潮中壮大的相当一大批高职院校，师资很差，教师要么不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么是低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只能适应中等技能教学，教学层次难以提升；它的课程体系还是沿用过去传统的体系，和企业、社会联系不紧……职业院校本身的职业化、技能型不强，办学模式存在问题。”周洪宇说。

　　另外，高职院校省属的不多，主要是地市属，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高职院校都是地市投资。这样，沿海地区高职院校因为当地经济发展迅速可能获得的投资较多，中西部地区的许多高职院校由于地方财政有限获得的投入较差，一些高职院校所获得的投入仅比升格前两三所中职或技校所得的维持费略多，更多的只是在征地上得到了一些优惠。而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在仪器设备和实验设施上的投入往往比普通高校的投入还要多，因此，尽管这些中专、中职、技校升格为高职，但没有充足的投入，很难从办学质量上实现升格。因此扩招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

　　“也有少数在全国办得有影响的职业技术学院，它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它的生源甚至强于一些省属普通高校。但只是凤毛麟角，一个省约40~50所高职，这样的学校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

　　冲破困境

　　“任何一种教育的发展都有它的周期性，当强调某种门类时，意味着对其它门类的相对忽略，比如过去我们强调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基础教育，现在又强调向基础教育倾斜，提高高教质量，推进素质教育，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它们的结合点——技能型人才短缺，需要大力发展，未来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面临相应调整。”周洪宇说。

　　目前，对职业教育是否存在推进过快的争论，周洪宇认为，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原则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比例，要求每年扩招100万，目标定得太机械，肯定会有问题，需要人事、劳动、教育、学校多方来研究论证，不能由哪个部门定个标准。

　　历史地看，职业教育大发展并不是哪个部门在人为强力推动，而是社会的内在需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我国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且多数是初中级工，高级技工和技师仅占4%，而一般发达国家高级工占到50%以上。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美国、日本的4%，是德国的5%，从南到北蔓延的技工荒敲响了职业教育的警钟。

　　周洪宇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就业会越来越艰难，这对职业教育来说蕴藏着一定机遇，用人单位可能更趋于务实，对职业院校毕业生更青睐。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尽快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的成效显露之时，就是人们对学历崇拜瓦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