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的希望——奥巴马自传

　　在这本畅销全球超100万册的奥巴马自传《无畏的希望》中，他以真诚而不失幽默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成长与奋斗、歧视与运气、失败与成功，以及怎样努力平衡事业与家庭生活。叙述中，我们看到奥巴马面对现实时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精神，那是一种顽强的“无畏的希望”。

　　踏上政界竞选之路

　　从我开始参加政界竞选，至今已近10年。那时，我才35岁，从哈佛法学院刚毕业4年就结了婚，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正好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有个空位，一些朋友就建议我去竞选。他们觉得我作为一名民权事务律师，又是社区负责人，社交广泛，候选人的位子唾手可得。和妻子商量后，我参加了竞选。像所有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一样，我不放弃任何一次谈话的机会。如果见到街头拐角有两位交谈的人，我便会走过马路，递给他们竞选宣传册。

　　无论我到哪里，常常会遇到类似的两个提问。“你这滑稽的名字哪儿来的？”（奥巴马的全名是巴拉克·胡赛因·奥巴马，容易让人联想到奥萨马·本·拉登，这给我最初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忧虑。）

　　接着又是：“看起来你挺不错嘛，为什么要趟政治这浑水？”对这个问题我丝毫不感到陌生。早在几年前我刚到芝加哥，在一个低收入的社区工作时就遇到过类似问题。这不仅是对政界的嘲讽，还是对公众生活的挖苦。助长这种愤世嫉俗心态的是那些屡见不鲜的廉价承诺和空头支票——至少在我想代表的南部地区是这样。我常笑着点头回答，我能理解这种怀疑的态度。

　　我想，我的演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我不清楚那些听众是否也这么想，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欣赏我的诚挚和青年壮志，所以我成功地进入了伊利诺伊州议会。

　　六年后，当我决定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对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一切迹象显示我的事业选择似乎是明智的。我在少数党为任两期后，民主党最终掌控了州参议院。随后，我通过了包括从伊利诺伊州死刑制度改革到开展州儿童健康计划的许多法案。我一直坚持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我喜欢这个工作，常常会有人邀请我做巡回演讲。我保持了独立、奠定了声誉、稳固了婚姻，可这一切在我踏进首府华盛顿时——至少从统计上看——都面临着风险。

　　不管怎样，我正是在这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2000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

　　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看到那些年轻的政治家在我跌倒的地方超越我，荣升到更高层的职位，更加有所作为，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嫉妒的滋味。政界的乐趣——激动不已的辩论、热情洋溢的握手、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画面开始褪色。而工作中的琐事却让我越来越烦心，我开始怀疑自己所选的道路，我开始觉得自己和想象里的那些演员、运动员一样，多年来为了追寻某一梦想，埋没于小小的舞台，或守候在替补席，到头来发现自己的才赋和命运已经穷途末路。

　　否定、愤怒、交涉、绝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经历了心理专家划分的所有阶段。在某一点上，我接受了缺少天时地利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认命了。我又回到州参议院工作，对于自己权责之内的动议权，感到心满意足。

　　对种族偏见的亲身体验

　　尽管我的成长经历很难作为非裔美国人的典型，并且主要由于运气和环境的原因，我现在的职位能使我免受普通黑人必须忍受的打击与伤害，但我仍然能够娓娓道出在我45年的生命中，曾经遭遇到的各种令人气愤的琐碎小事。在百货公司购物时被保安跟踪；站在饭店外等待车管员时白人夫妇却将他们的车钥匙扔给我；警察无缘无故地让我把车停在路边。我清楚人们告诉我因为肤色而不能做某些事时的感觉，还有强咽怒火的苦涩。我还知道米歇尔和我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以免我们的女儿听到一些令她们沮丧的言论。

　　我在竞选联邦参议员时经历的很多事，正体现了过去25年发生在伊利诺伊州黑人和白人社区的一些变化。在我参加竞选的时候，伊利诺伊州已有黑人当选州级公务员，包括黑人州审计长和总检察长罗兰·伯里斯、联邦参议院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和一位在任的州务卿杰西·怀特，2年前她还是本州得票最高的竞选人。由于这些黑人公务员取得的开拓性胜利，我的竞选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我不会因肤色受到偏爱而赢得竞选，但我的种族背景也不会排除我获胜的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偏见已不复存在。无论是黑人、拉美裔还是亚裔，我们都不能免受文化所灌输的陈旧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关于黑人犯罪、黑人智商或黑人工作态度的旧有观念。在日常交往中，大部分白人对其他族裔不再刻意地持有这些旧有观念。但对于那些往往是马上决定的情况，比如在雇用谁、提拔谁、逮捕谁、起诉谁，对刚走进你商店的顾客，对你子女学校的人口构成有何感觉等事情上，认为这些陈旧观念完全没有影响也不现实。

　　尽管过去40年进步显著，但黑人、拉美裔和白人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间依旧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差距。黑人的平均工资是白人平均工资的75%；拉美裔的平均工资是白人平均工资的71%。黑人资本净值的中位数大约为6000美元，拉美裔为8000美元，而白人是88000美元。当面临事业或家庭遭遇危难时，黑人和拉美裔能利用的存款很少，父母更不太可能助子女一臂之力。即使中产阶级的黑人和拉美裔也需要交纳更高的保险费，却很难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与美国人平均水平相比健康状况更差。很多少数族裔可能正在追逐着自己的美国梦，但梦想成真的希望却依旧渺茫。

　　我们怎样才能弥合这种始终存在的差距，为了得到这个目标，政府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依旧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和妻子的第一次约会

　　我是在1988年的夏天遇到米歇尔的，当时我们都在芝加哥的一家大型法律事务所——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尽管米歇尔比我小3岁，但她那时已经是执业律师，她在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哈佛法学院。我那时仅仅在法学院读了1年书，在公司里不过是一名夏季实习生。

　　我已经记不清和米歇尔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内容了。我记得她身材高挑——穿上高跟鞋时和我一般高，非常可爱，举止友善得当，堪比她那一身剪裁得体的西服和衬衣。她向我解释了所里的人物是如何分配的，各部门的职责，以及如何计算我们的计费工作时间。米歇尔领我去了我的办公室，又带我参观了图书馆，之后将我交给一位合伙人，同时告诉我中午她与我一块用餐。

　　后来，米歇尔告诉我，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时，她感到十分的惊喜。那天，米歇尔忙的连轴转，她告诉我，生活在这样一种快节奏里，她根本没法分神去考虑其他的事情，尤其是男人。但她懂得如何去笑得灿烂和自然，我还注意到她并不急着回办公室。每当我看着她时，我能够从她那圆黑的眼睛里读到点什么——那是一丝跳跃而过的微光，它在一定程度上感动了我。我想了解她心灵的这一面。

　　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见面：在法律图书馆、在咖啡厅，或是某次事务所特意为夏季实习生组织的郊游之中。组织郊游的目的是告诉实习生，律师生活并不是无休止地苦读法律文书。她也带着我参加过一两次聚会，并巧妙地掩饰了我没什么行头的窘境，她甚至还介绍我认识她的几个朋友。然而，她拒绝外出与我正式约会。她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她是我的实习老师。

　　“这个借口糟透了，”我告诉她，“想想看，你给我出了什么点子？你教我如何使用复印机，还是教我该去哪家餐馆用餐？我觉得合伙人不会认为一次约会就严重违反了公司的明文规定。”她摇摇头说：“对不起。”“那好，我辞职。这总行了吧？你是我的指导老师，你告诉我辞职该找谁。”

　　我终于将她说服了。在一次公司组织的野炊后，她开车送我回住所，我提出去街对面给她买“31”蛋卷冰激凌。在夏日湿热的午后，我俩却坐在路边上享用蛋卷冰激凌。我告诉她，少年时我曾经在一家“31”冰激凌店打工，身着褐色围裙，头戴褐色帽子，还要摆酷实在是太难了。她向我透露，小时候曾经有两三年只能吃到花生酱和果冻。我问我是否可以吻她。我们的吻甜得像巧克力。

　　为女儿找短裤的故事

　　我选择了现在的生活，这种生活让我长时间地离开妻儿，无法照顾家庭，把所有压力都甩给了米歇尔。

　　尽管我经常不在家，孩子们仍然茁壮成长，这也证明了米歇尔教子有方。在家中，米歇尔负责组织协调孩子们的所有活动，在此她表现出了将军般的效率。我会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只要不出差，我尽量回家吃饭，听玛丽亚和萨莎讲一天的见闻，给她们读书，安排她们睡觉。我尽量不在周末安排公务，夏天时我会带她们去参观动物园或游泳，冬天带她们去博物馆或水族馆。当她们淘气时，我会温和地责备她们，我限制她们看电视、吃垃圾食品，米歇尔不断鼓励我这样做。

　　这是周五的下午，米歇尔去做头发了，于是我早早下班回家照顾孩子。我将玛丽亚抱在怀里，问她：“你妹妹呢？”“她在楼上。”

　　我上楼去找萨莎，发现她只穿着内裤和粉色上衣。她扑上来抱住我，然后告诉我她找不到短裤了。我在壁橱里找了一下，在她的衣柜抽屉最上面找到一条蓝色短裤。

　　“这是什么啊？”萨莎皱了皱眉，不情愿地走过来，拿着短裤穿上。几分钟后，她爬到我的腿上。“这短裤不舒服，爸爸。”我们又重新到壁橱里翻找，在抽屉里又找到了一条短裤，也是蓝色的。“这条怎么样？”我问道。萨莎又皱起了眉头。她站在那，俨然就是一个三英尺高的米歇尔。

　　“萨莎不喜欢这两条短裤。”玛丽亚解释道。我转向萨莎询问原由。她警惕地上下打量着我。“粉红色和蓝色不配。”她最终说出了原因。

　　玛丽亚咯咯地笑了。我试图像米歇尔处理类似问题时一样严厉，命令萨莎穿上短裤。她照办了，但我知道她是在迁就我。当我想对女儿表现我的硬汉形象时，她们都不买账。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