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中国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令人振奋
其效果有赖于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业分红是其他可选措施
陈晓晨
“中国启动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政策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刺激政策还应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业分红。
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正当时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近期的言论中，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重要的一点。不过，现在这似乎已经从纸面变成了现实。
麦金农：其实这是我此行期望达到的一个收获。结果，在上周日的时候，这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10项措施，总共4万亿元人民币，这比我想象的开支幅度要大。
《第一财经日报》：你此前想象的财政支出大约有多大？
麦金农：可能也就5000亿吧，我想4万亿元确实非常令人振奋。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样评价4万亿财政支出的效果？
麦金农：这将有助于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为减缓全球衰退提供强大的反周期措施；第二，降低中国的贸易盈余。
然而我认为，仅靠政府财政支出也许还不够。事实上，我为中国如何应对这次危机以及改变巨额贸易盈余提出了5点对策，财政支出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五点对策包括：第一，减税政策，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第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第三，提高企业分红；第四，巨额政府支出；第五，继续下调中国境内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这5点对策中，有一些已经成为现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4万亿的巨额财政刺激政策。减税也通过增值税转型的方式为企业节省了税收，尽管幅度不如预期那样引人注目，而且没有涉及个人所得税——后者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拉动居民消费。而且，增值税转型不仅在数量上起到减税的效果，还为企业减少了其他负担。另外，还能刺激相关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可以在长时间内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7%，也许继续下调是在预期当中的。
我想强调的是，我的5点对策中的两条——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业分红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两条措施对拉动普通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公平性也会更加关注。最近一些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总体来说呈缩减趋势。一个标志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与GDP的比重在下降。我希望看到，未来出台的政策中能更多的涉及到提高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
复制10年前的财政货币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国内，有人将刚刚出台的4万亿财政支出方案的计划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那次财政刺激政策相提并论。能否这样进行类比？
麦金农：1998年春天时，朱镕基宣布了人民币财政扩张的政策，那时候人民币汇率是固定的。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有效。这需要居民消费增加，也需要企业的投资。如果企业停止投资，贸易盈余会更大，因此我们还需要消费以及私人部门的投资增长。
当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东南亚国家和韩国都实行了货币贬值，这给了中国很大的贬值压力，而当时中国国内也有很强的建议人民币贬值的声音。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而是自己内部进行扩张。1998年，朱镕基总理宣布了财政扩张政策，总额大约1万亿元人民币。当时的中国通过发国债的形式来推行政策，国家开发银行也作为一个重要政策工具来具体实施财政的扩张。长达4年（1998~2002）的财政扩张政策引导中国成功地走出那次危机，也使得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快速地复苏。现在，我认为中国需要复制当年朱镕基的做法。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国内也有人这样说。从这两次财政政策出台的时机来看，可否做一个比较？现在的财政刺激方案是否在一个更好的条件下实行？
麦金农：现在的情况和当年朱镕基推行政策的时候相比，应该说时机更好了，条件好了很多。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提高了，金融机构比10年前更健康了，国有企业的状况也更好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年前的时候国有企业还是整体亏损的，亏损额甚至占到了GDP的0.5%以上，而现在这一块是赢利的，2007年占GDP的4.3%。
从国际方面，情况也比10年前更有利于中国实行扩张政策。10年前中国还缺乏海外扩张的机会，而这种扩张机会已经凸显出来。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根据标准的贸易方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等于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如果两个国家要进行贸易调整，必须得是一方吸收能力增加，而另外一方要收缩。现在美方的收缩正在发生，因为房价大幅下挫；而中国这边则有意扩张——中国现在企业信心很低落，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也应该进行扩张。除了利益以外，扩张也是中国的责任。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出了大问题，而中国是全球化很有力的成员，我们需要通过财政刺激来发挥中国的作用。
中美应合作保住美元强势？
《第一财经日报》：在危机到来的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怎样配合？
麦金农：在实际情况方面，现在所有地方的利率都向零调整，所以货币政策其实没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因为下调利率是趋势。4个月以前，中国还在担心通货膨胀。现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下降，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虽然同比上升，但是环比下降，这种情况和4个月前很大不同。所以中国政府可以进一步采取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同时在汇率方面保持兑美元的稳定。中国在利率方面的操作空间不大，但是可以通过降低准备金率的方式实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汇率方面呢？
麦金农：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对刺激机经济效果显著，在浮动汇率下则效果甚微。因此，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复制1998年的做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我指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998年还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汇率是8.27，而现在的汇率也相对稳定在6.8左右。不管具体数字如何，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一个相对固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这需要美国的配合——美国必须得同意不要再抨击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要再威胁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制裁。两个国家完全可以找出一个办法，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说，中美应该合作走出这次危机？
麦金农：是的。尽管中美两国都无法避免这次危机，但是两国都有相同的意愿：减轻全球性危机对自身的影响，并保住美元的强势。
《第一财经日报》：中美两国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
麦金农：第一，美国需要立即停止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应该被鼓励稳定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现行水平上。这是有历史源头的。1995年，美国就曾停止了长达25年的对日本“执行低汇率政策”抨击，当时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转而表态支持“强势美元”，以制止日元的升值预期，帮助挽救当时已经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不过，当时美国做得并不到位，日元仍然在大幅度震荡，迫使日本央行进行高额外汇储备，也将日本进一步推向了低利率陷阱。
第二，中国需要在稳定汇率之后，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的贸易盈余的原因不是汇率政策，而是储蓄率过高。中国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规模政府支出、减税或变相减税、增加企业的股息、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等。这样，随着中国企业的出口盈余下降，更多转向内销，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压力也会减少。这有助于美国减少对华贸易赤字。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开支的增加将会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需求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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