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西方经济已抓不住老鼠(图)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资料图）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否将美国和全世界带入新的时代？是否能够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或者模式？面对危机和他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发展方向，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Roy）近日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的看法。

　　经济放缓或产生政治后果

　　环球时报：您在10月16日的演讲中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将成为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苏联解体。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芮效俭：从1917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两大竞争体系，即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和市场概念下的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体制在大萧条期间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社会主义模式的魅力在上世纪30年代许多人的心目中与日俱增，致使一些西方人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就是社会主义可能比资本主义更富有活力。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他的社会主义不复存在。而中国采取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对于世界上寻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市场驱动的自由企业体制。这可以说是国家经济企业。但现在的严重经济困难，已经影响到所有的发达国家，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潜在的问题：此模式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更具有吸引力的模式可选择？我们只有在看到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时才能对此做出判断。

　　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验，和以往相比，这次全球金融系统对危机反应比以往迅速得多，并对体制的再资本化做出了更加积极的努力，以避免像上次一样的后果。我们对这样做是否成功尚不得而知，所以面对未来，可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正确模式？是否有其他更可依赖的方法以确保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

　　在中国也有过类似讨论，即中国在向市场过渡的同时，会不会在危机面前脆弱不堪。我认为，规范化的市场体系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经济活动都先进。因为它能促进产品增长，并可避免资本主义的极端性。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金融危机是发达国家市场体制规范的失策，而不是市场模式上的失策。当然，其他人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环球时报：有人乐观地认为危机的后果不会特别糟糕，您怎么看？

　　芮效俭：目前尚不是下滑的最终点，但如果你看看当前所发生的一切，你会感到这场危机在人们脑海中打下强烈的烙印，政府加入银行救市，这是70年来的首次，我们的主要投资银行不见了，他们或者破产倒闭，或者转为一般的银行，我们的汽车工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其他工业也可能会走下坡路，这种状况在50年内尚属首次，在1982年里根时代失业率很高，但我们现在是在严重下滑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糟糕的状况。这次金融危机从一开始就将其严重的一面暴露殆尽，所以那种认为我们会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如果当前采取的措施奏效的话，那么危机的结果会比最坏的预料轻一些。但最坏的结果依然具有很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长期、深层、全球性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这会产生政治上的后果。所以我们要抛弃幻想，采取最积极的行动，做最坏的打算。

　　环球时报：您和一些美国学者都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美国狂妄自大时代的结束。金融危机，美国经历过不少，为什么这次会走入另一个时代？美国将走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芮效俭：美国在冷战后已经变成高度理想化了。美国不是切合实际地看待问题，而是简单地得出谁对谁错的结论。在事态发展时，美国不是马上意识到危险信号，而是任其发展。美联储一号人物非常理想化地认为市场会关照眼前的烂摊子。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是理想主义的想法。面对金融危机，民主体制并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我们的政治领导人非但没有拯救金融危机，反而使危机严重化。财长保尔森已经采取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多数情况下，他要么不对，要么不理解政治意图。我们需要切合实际的避免危机的“高人”，但现在这个“高人”还未出现。每个人都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对金融系统很好的改革，事实并非如此。这是非常危险的经济实践。

　　美国早在冷战前是世界经济的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所以在经济上，美国在冷战后并未像在军事上那样成为独立的统治者。在经济上，欧洲、日本已经很强大，现在中国也加入进来，印度则很有潜力。总之美国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不像军事上那么强。

　　我认为11月15日的G20峰会宗旨是好的。因为G7是个错误的组合，太小，不能对付经济危机，应该促使他们意识到，必须寻求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在我看来不错的可用在初始阶段的办法就是中、印、巴以及其他主要的发展中经济国家成为能够帮助减少经济危机影响协作行动的一部分。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主任曾提出G2即中美的理论，认为当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在许多方面可与美国经济一道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我认为现在距离那个目标还远，我们不得不坐等事态进一步发展。欧盟作为经济团体在经济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也具有重大意义。印度次之，因为尽管GDP小，但一直在增长，人口基数大，日本也很有意义。我个人更倾向于G4，即中、美、欧、日。中国、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欧洲作为整体则在经济规模上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环球时报：金融危机是否会带来新的发展模式呢？

　　芮效俭：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化国家在冷战后期，均具有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和民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因而，所有试图使自身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均有其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开放的民主分享体制。但当一个时代终结时，就会有不同的模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现今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你不会再认为发达国家的模式是成功的，模式变化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危机的严重性。当前，在市场为基础的发达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与市场经济应起的作用相距甚远，所以，应该简单地回归到原来的系统，但较好地规范化，还是步入新的道路？这尚不得而知。

　　中国发生的一切会部分影响到事情的发展。首先，中国是否能逃离最坏的金融衰退的后果？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金融系统是与直接的金融危机相脱离和孤立的；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早期发展时期，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长主要受国内投资的驱动。而近几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扩大外贸，外贸成了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即使中国金融体系是孤立的，全球经济严重下滑也意味着中国的贸易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如果如此，中国可能得对付严重的国内经济困难。但是如果上述一切不会发生，如果在发达国家看上去很糟的情况下，中国还是很好，那么中国国内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均会认为中国具有更为规范化的体制，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结合得很好。中国的模式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当然现在说什么都太早，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成功的模式过渡到另一个潜在的成功模式，并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世界的早期竞争进行再思考。

　　中国应警惕“多米诺”骨牌效应

　　环球时报：您谈到，如果中国在全球经济出现最严重下滑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影响，这会使得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合法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恰恰是西方争论的焦点。您认为，在这场危机中，中国模式是否会被认可？

　　芮效俭：中国的领导层集中力量对待中国面临的问题，他们有很好的跟踪手段来管理解决所产生的问题，但这是因为领导人的质量，而不是因为体制的质量。中国金融系统有没有像俄、日及欧洲那样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还不得而知，但中国没有很大的空间余量，或者说，如果忽然经济放缓，对于人口以及体力劳动者众多的中国来讲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会备受影响。我确信政府对此予以了密切关注，这是中国领导人的长处，他们不会对问题视而不见，而且当他们发现问题时，会立刻重视起来，采取行动，着手解决。美国发生国内不稳定的问题，当前已发生了公司员工罢工事件，中国应该警惕“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具有比从前更大的经济规模，但平均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继续其和平发展的进程。目前，世界经济领导国家似乎都在削减经济规模，中国经济已经卓有成效，但还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可增加中国在世界上的能量，也意味着增加中国的自信。如果中国能比发达国家状态良好地度过金融危机，人们会说中国模式更好，从而会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西方经济已经抓不住老鼠了。

　　前几天，中国对全球变暖表态，中国表示：“我们需要应对全球变暖，但富国应做得更多。”如果是5年前，中国可能不会这么表态，而且不会建议其它国家应如何做。我认为更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利益、立场很好。

　　(来源：环球时报)

    更多精彩 请点击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