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人生

　　“一到周末，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英语角。人大苏州街的英语角去过，人特别多，大都是要出国留学的人。后来还去过王府井那边的英语角。

　　“我经常在家里拿着英语资料显摆，想让孩子们知道，只有学好了外语，才有出国的机会，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他所愿，四个孩子的工作都与外语有关。

　　“大约是1985年，二女儿读初中。当时《北京晚报》的夹缝里，有好多英语辅导班的广告。大街小巷里，英语辅导班的小广告也出现了。”夏凤芝给二女儿报了辅导班，“王府井、东安市场那一带，辅导班最多。一些学校晚上办的夜校，都在教英语。”

　　同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自费和公派出国人数迅速增多。1986年，参加托福考试的人数飞涨到了1.8万。这一年，职称评定与外语水平开始挂钩。1987年9月，大学开始实行英语四级考试，1989年1月，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实行。

　　1989年，夏凤芝的二女儿大学毕业，不久和一位英国工程师谈恋爱了，而且要去英国结婚定居。

　　“接受不了。1989年那会，出国的多了，但涉外婚姻还很少，怕她被骗，让洋女婿给了我一笔押金，才放女儿出去。”一提这段事，夏凤芝就笑，“那笔押金还给女儿存着呢。”

　　我为英语狂

　　2002年，夏凤芝的外孙出国留学，杨景则送6岁的外孙上新东方英语幼儿班。

　　“因为开放式教学，我坐在教室后面，跟着一起听。”杨景和外孙一起上英语班的画面，被新加坡女导演白淑莲拍进了纪录片《我为英语狂》。白淑莲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英语这么狂热，就连古稀老人也是如此？

　　“女儿给我买复读机、电子辞典、《新概念》，支持我学英语。”杨景的女儿鼓励他学英语。

　　“要是英语好，工作肯定不一样。”女儿对杨景说，因为有了这种感受，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时的新东方，经过9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民办英语学校。

　　创始人俞敏洪，和杨景的英语老师郑培蒂，都是北大西语系的。郑培蒂创造了电视英语的神话，培养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而俞敏洪1993年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据说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每10位中就有8位在这里培训过。

　　正是在国人重视出国、重视外语的心理作用下，俞敏洪的新东方、李阳的“疯狂英语培训班”、英孚、盖仑等英语培训机构赚得钵盆满盈，甚至发展成了一大产业。

　　据中国社会调查所报告显示，全国的英语培训机构总数量不下5万家，英语培训市场的市场总值已达150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年产值。

　　2001年申奥成功，全民学英语的热情更加炙热。

　　“每天至少听3小时以上英语，光复读机就用坏了6台。”杨景说，哪有英语讲座、英语角，只要他知道的，风雨不误。

　　杨景和同样痴迷英语的夏凤芝碰到了一起。两位老人，活跃在团结湖街道英语协会、朝阳文化馆的英语沙龙。恰巧，团结湖附近的工人体育馆、三里屯的外国人最多，这一地区英语角的人数、水平、名气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进来。

　　“我再也不用跑到人大那边参加英语角了，团结湖的英语角，名气已经盖过苏州街了。”夏凤芝说。

　　凭着这股学英语的疯狂劲，2008年前，杨景和夏凤芝都通过了北京英语口语等级考试的初、中、高级，并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城市志愿者。

　　“初级口语掌握700多个词汇，相当于北京秀水街售货员的水平，能讨价还价了；中级词汇量1000多，相当于友谊商店销售组长的水平，能进行一定的谈判交涉；高级掌握2500左右的词汇，一般的语言翻译不成问题。”杨景解释。外国人在日常交流中，运用的也就是2000个左右词汇。

　　“我的外孙现在读初中了，是英语课代表。他从小学英语的优势慢慢发挥出来了，不管他将来是否靠英语吃饭，至少现在，英语为他建立了自信心。”杨景说，“我自己呢，继续说英语，我是北京旅游景点的英语导游，这几天正在准备‘同仁堂’的导游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