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6日),中国科协在成立5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2007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只占2.25%;领导干部中有2%的人心存迷信。(11月17日《京华时报》)
此前,据国家行政学院对县处级公务员的专项调查,县处级干部相信迷信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信“相面”的比例竟高达28.3%,还有什么抽签、测字、解梦、镇邪,连同所谓“星座预测”,他们都信。
进入公众视野的典型迷信事例众多,如官员的数字迷信与科技也联系在了一起,曾有人对长江上迄今建成的三十多座桥的相关数字作过考证,这些特大桥梁的长度、跨度、塔高、通航净高以及开工、竣工时间等,往往刻意凑合6、8、9等所谓的吉利数字。官员信奉风水的一个最著名的案例,来自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有人预测说胡建学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桥。他因此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不过,他终究与副总理职位无缘,倒是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山东省高院判处死缓。
种种现象说明,官员的“风水情结”、“神灵祈祷”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笔者以为,这是对公共理性的背叛。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共理性是政府和官员公共性的最高表现,它是保证政府和官员行政的主体性品质。在公共生活领域,政府和官员是公权力的执行者,对社会和谐发展负有重大的责任,理应担负起引领社会发展和造福民众的责任,而不能沉迷于风水之中。
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上清理官员迷信的土壤,而不是仅仅依靠教育,因为教育并不能消除官员选择的不确定性。比如,在官员升迁问题上的“迷信”,不如从透明、制度的角度打消公众和官员的疑虑,而不是让官员通过算命的方式来预测;在官员决策上的“迷信”,可以从科学、理性的决策方式角度来防止官员的主观武断等。(朱四倍)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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