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男子杀妻后自杀令社会震惊 “教授社工”呼吁 震后半年 灾区心理援助急迫 朱菊华是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有名的裁缝，善于缝制羌族民俗服装，她的丈夫杨俊，则是擂鼓镇一位出色的木匠，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平日夫妻感情很好。
但这对恩爱伴侣，却在11月15日晚双双身负刀伤，死在自家床上，杨俊的脚上还缠着一圈电线。
一个是有名的羌族民俗服装高手，一个是出色的木匠。杨俊和朱菊华这对夫妻的非正常死亡，在擂鼓镇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其亲属推测，因为某种原因，杨俊先将妻子杀死，再欲自杀，因割腕未成功，又选择触电自杀。杨俊夫妻双方的父母和其他亲属都默认这种说法。
“惟一能解释的是，地震后杨俊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亲属、邻居、村干部都这样认为。
“地震把房子毁了，经常能听到儿子自言自语，说房子没了，钱也没了，啥都没有了。”杨俊的父亲杨德富说，“地震后，儿子变得更加沉默、更加焦躁，动不动就大声吼叫，甚至是摔东西。”
杨家人很自责：“为什么没带他去找专家疏导一下？”悲剧无可挽回，伤痛难消。他们膝下一双儿女，波娃刚念初一，航航还在擂鼓镇小学读三年级。两个小孩刚刚经历了地震的伤害，如今又不得不接受父母双亡的事实。
当记者通过电话把媒体对杨俊夫妇自杀的报道告诉正在绵竹市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的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韦克难时，他震惊地连问了两句：“真的吗？是真的吗？”沉默了半晌，他语气低沉地说，这几天在灾区的亲身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灾区人的心理问题真的是很严重”。
心理学界：震后半年易轻生 毫无疑问，这是继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10月3日自杀身亡之后，又一起让社会震惊的事件。有心理学家指出，对灾区关怀，物质援助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后，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对地震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已经刻不容缓。韦克难所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统一组织四川四所高校实施的“灾区基层干部心理援助计划”。西南财经大学已于11月10日在绵竹、北川分别设立了社会工作站。他们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筛查和个案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专业方法，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
韦克难给记者讲述了他最近所做的一个案例。
康某，某乡副乡长，分管民政工作，灾后负责物资分发等工作。地震时他在办公室，差点未能逃出。
康某告诉韦克难，地震时他脑中只想到家人，震后很想跟妻子交流但没有时间见面，一段时间之后见面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分发物资时他尽量对下属严格，对百姓尽量公平，但分发物资时发生的一些矛盾，让他怀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他憧憬钓鱼、喝茶的悠闲生活，但妻子认为他选择了逃避消极的生活态度，他感到妻子不能理解他，因为地震时妻子不在当地。
韦克难引导他对身边的人进行评估。“大多数同事非常辛苦也支持你，妻子不完全理解你但你们现在的关系还不错，你还有两个好朋友可以讨论关于工作的想法。”韦克难提醒他，这些都是可以交流和分享的资源，希望他选择自己相信的人谈一些自己可以放心谈的话题。
谈话中韦克难发现，康某夫妻二人对对方谈话的尊重不够。韦克难及时点明这一点，提醒他们彼此更多地去听，更少地去评判，同时提醒妻子更多地去了解和感受丈夫在地震中和地震后跟自己不一样的经历。
几天之后，韦克难发现这次谈话有效果了，再见康某时，他的心情开朗多了。
调查显示：灾区干部压力偏大 韦克难还接触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不同的是，接受心理咨询的是妻子一方。
绵竹市某机关公务员华某说，地震时她身在外地，没有深刻感受，她认为自己是个神经脆弱的人，灾后尽力避免去重灾区。但她感到丈夫灾后变得消极，很少和她谈工作上的事情。
韦克难建议她，回家邀请丈夫来社工站坐坐，但不强求，给他丈夫一点时间，社工站的辅导老师会等着他。
韦克难告诉记者，绵竹全市在编公务员有900多人，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全市150多个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们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乡镇层面，并以汉旺镇、遵道镇、九龙镇等作为重点。他们先在市内进行了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0份，筛选出10人需要跟踪介入。
“通过我们预调查，发现灾区公务员压力普遍偏大，10个需要跟踪介入的人中，有6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韦克难说，他们已安排本周五(11月21日)为基层干部做团体心理拓展活动。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他们将对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心理普查和社会工作需求调查，并对干部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同时开展“幸福家庭”等活动，通过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减轻干部压力。(本报记者马利民本报通讯员 陈金花）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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