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大亨”顾竹轩

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杜月笙的旧公馆

旧上海的黄包车夫

三北轮船公司旧址

当年的天蟾舞台如今更名为天蟾京剧中心逸夫舞台

　　三、轻财尚义，赈济同乡

　　顾竹轩幼年家境贫寒，无力读书，因此目不识丁。但当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他则请人教自己识字，逐渐地可以看信、读报纸了。之后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接触中，他又渐渐养成了一种上层人士“典雅持重”的风度。随着身份地位的日益提高，顾开始洁身自爱，社会事务能敷衍的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就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加以推脱。但有两件事是他一直较为热心办理的，一是为赈济同乡，二是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

　　顾竹轩于1956年7月6日因患水膨胀病在上海去世，从16岁离家到上海，他在长达55年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回盐城居住，但其对故土的思念十分强烈，为盐阜乡亲也出了一些力。早在顾初露头角的时候，他就以轻财尚义，济急恤贫为盐阜旅沪的穷乡亲称道。

　　1911年，苏北大旱，一些灾民逃荒至上海，以行乞为生。顾见状后，与同庆舞台的合伙人左士臣等人出面，在盐阜旅沪同乡与自己的徒子徒孙中筹集善款，救济逃荒而来的乡亲。此外，他又以盐阜两县的救灾问题向华洋义贩会告急。顾从事有关乡亲的善举，向来都是躬亲其事，尽力解决，不挂虚衔。如在闸北创办江淮小学时，他不仅献出了自己在大统路的宅地，还捐赠了很大一笔钱作为创办基金。有关顾对乡亲贩灾济艰的例子，建湖县文史资料办公室特地遴选了有代表性的几则事例。

　　民国十八年（1929）冬，顾氏返里葬母。事先闻知家乡是年大旱失收，特地筹措了一大笔银元乘专轮还乡。丧事既毕，宣布放饭。凡登门求济的，孩童银元一枚（价格可抵50斤稻），青壮男女两枚，老人五枚，鳏寡孤独者七、八枚不等，最多的十枚。外地饥民闻讯而集，饥民船只塞满了唐湾河，直至带回银元放完为止。邻村有孕妇登门乞济被挤得把孩子生在裤子里，顾派专人送去银元、大米、衣被等物。

　　民国二十年（1931）秋，运河决堤数十丈，内下河地区西水横流，一片汪洋，经冬未退。灾民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顾竹轩竭力奔走呼号于华洋义贩会和红十字会之间。在他和盐城的美籍传教士白秀生的努力下，终于为盐、阜、东（东台）三县求得了大批粮食、衣被和药品。

　　这次贩灾中，顾竹轩为了多筹集善款，还将自己位于闸北太阳庙路附近的天蟾玻璃厂卖掉，共集资了五、六万银元。这件事在盐阜乡亲父老中有口皆碑，当时乡亲们很亲切地称他为“顾四爹爹”。不仅如此，1935年编写的《续修盐城县志》中也特地为其救灾“奔走甚力”书了一笔。此外，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慷慨仗义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

　　“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将天蟾舞台停业，作为涌入租界避难的盐阜同乡栖身之所。楼上楼下人满为患，还要筹集供应其衣食所需。时有要求回苏北老家避难的，顾氏向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协商租得长江客轮将难民分批运送至泰县口岸，再乘顾的大生轮船公司的内河客轮运往盐阜各地，前后历时两个月，共约收容、运送了上万人。顾竹轩将舞台停业不算，还解了私囊。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难民纷纷涌入租界避难，时值顾氏保释出狱（因赵广福、张亭桂告顾竹轩教唆杀害大世界经理唐嘉鹏一案，令其身陷囹圄）不久，他慨然再将天蟾停业改作难民收容所，直到3个月后战线西移，难民开始陆续离去。

　　四、狡兔三窟，同情革命

　　顾竹轩热心盐阜乡亲的事情，无论是旅居上海的同乡还是盐阜当地人均感其恩德，对他评价很高。如果说他热心盐阜乡亲的事情是因其本人很讲究同乡情节，有江湖义气，轻财疏义的性格，那么不可否认的是，他支持身为共产党员的侄儿从事革命活动，多次掩护和营救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让自己的幼子加入新四军等事则多少也与青帮行事中向来的“狡兔三窟”风格有所关联。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不久，时任工运大队长的姜维新在送发罢工工人安置费时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巡捕房后将其递解至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姜的兄长姜维山当时在天蟾舞台工作，姜维山请顾竹轩出面营救。顾首先假认姜维新系天蟾舞台职工，并利用招待前来查核情况的警员吃饭的机会，避开英籍警员，疏通华籍警员将查办时间延后，赢得了营救时间，后由天蟾舞台作保将姜维新保释出狱。据姜维新事后回忆，当时被抓的有二、三十人，只有二、三人最后获救。事后姜向周恩来做汇报时，周恩来还表示，“顾竹轩为人还是可靠的。”

　　顾叔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顾竹轩的嫡亲侄儿。他早年投身革命，曾多次利用顾竹轩的关系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3年春，时任中国共产党盐阜区委组织部长的喻屏（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总检察长）与妻子李枫（时任中国共产党淮安县委书记）奉命去延安参加整风。组织上将掩护喻、李二人经上海去延安的任务交给了顾叔平。从根据地到上海，一路上遇到几次危险，都是顾叔平抬出顾竹轩的名头后才化险为夷的。到上海之后，顾叔平也没有隐瞒二人身份，向顾竹轩将实情和盘托出，请顾帮忙。顾竹轩出于安全考虑让二人寄居在地藏寺中，花了大约20石米的钱打通关节，取得了去太原的通行证。为了谨慎起见，顾又吩咐干儿子李少春写了封致其父——京剧名角李桂春（艺名小达子，与顾竹轩私交甚笃）的信交喻、李二人随身携带，以便出现困难时可以一用。顾叔平则在获知喻屏夫妇已经安全抵达延安的消息后才动身回根据地。事后喻屏曾赞扬顾竹轩“为人很好，有政治头脑，有正义感，肯帮助人。”但因为这件事，顾竹轩却差点身陷囹圄，然而他对于侄儿的革命工作依旧热心相助。

　　1945年3月，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马宾的妻子林立患上甲状腺肿大症，必须开刀切除。组织要求顾叔平利用与顾竹轩的关系，与林立假扮夫妻，赴上海治疗。顾竹轩通过关系让林立住进了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出院后，林立又在顾宅休养了十多天。他们临走时，顾竹轩将自己的幼子顾乃锦（瑾）交给顾叔平，让他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顾乃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派顾叔平到上海工作，顾叔平在顾竹轩的大力协助下当选榆林区副区长，还利用天蟾舞台的经理室作为地下党开会的地方，这样大大地方便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前后，顾竹轩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地下党和解放军做好接收工作，有效地维持了社会治安。

　　无论顾竹轩出于何种目的协助党的革命工作，客观上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即亲赴天蟾舞台看望顾。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些都是对他为革命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及褒奖。

　　顾竹轩出身贫寒，从社会底层起家，最终跻身社会中上层，成为社会名流、“海上闻人”。虽然其地位无法与杜月笙相比，但作为上海社会中的苏北精英是毋庸置疑的。其在上海社会及青帮中的数十年沉浮的经历与杜相仿，一方面，曾指使门徒从事过不法勾当，帮助过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另一方面，又涉足诸多工商业，担任社会公职，积极联络和增进乡谊，大力推动和参加对盐阜等地苏北家乡慈善捐助，更全力支持侄儿从事革命活动，并多次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员，还让自己的幼子参加革命。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行为竟集中于顾一人身上，也正是上海社会中多重复合的人际、社会关系及利益价值的驱动在个体身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