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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25日，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给工人发工资的日子。但在1986年8月的这一天，工人们领到的不再是工资，而是企业破产后的第一笔救济金。
破产，在22年前是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社会主义怎么会有破产？这是当时萦绕在许多国人心头的疑问。正如数年后《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和凌志军在他们的著作《交锋》中所言：“我们的国家一向将"破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象征，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受资本主义之害的同义语。”
但就在1986年8月3日，沈阳市这家仅有72名职工的小型企业，因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成了新中国第一家被正式宣告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当时有外电称：“中国东北的沈阳城发生了"地震"，"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
据说当天工人们出席通告破产的新闻发布会时，佩戴着白纸花。《中国青年报》没有刊登破产的消息。8月下旬，本报摄影记者郑鸣获知这一信息后，由西安连夜赶赴沈阳去采访工人们领取救济金的新闻。
当郑鸣8月25日上午找到沈阳防爆器械厂时，不由“大失所望”。他原本期待这是一家类似首钢一样的大型国营企业，会有上千工人排队领取救济金的场面。但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面积还不如北京一座四合院大的平房院落。“这破地儿能拍什么片子？”他心里嘀咕。
不过对一位善于捕捉细节的摄影记者来说，新闻现场永远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进门右手边的平房里传出的争吵声吸引了他的注意。正赶上原厂长石永阶也来办救济金证，但保险公司称他的问题正在调查中，暂不能发证。郑鸣看见他先是大发雷霆，随后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办公桌对面的窗边坐了下来，开始抽闷烟。
“当时我意识到，要把这个人拍下来。”郑鸣回忆说。
为了不引起被拍摄者的注意，郑鸣从屋内绕到屋外。窗前停放着两辆自行车，其中一辆车的后座上摆放着一只纸箱，他估计了一下高度和角度，便不经意地随手将傻瓜相机依托在纸箱上，眼睛并没有瞄准取景框，手指悄悄地按下了快门。
1986年9月3日，这张名为《倒闭后的滋味》的照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头版上。构图中，有半只自行车把，有正在办理救济金证的工人，有一个搁在桌上的印花暖瓶，而在图的左侧，则是原厂长皱着眉头抽着闷烟的凝重表情。
照片配了这样一段说明：“正在抽闷烟的是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他在这里当过近两年厂长，此时此刻，不知他心里是啥滋味？”
郑鸣在工人领取救济金现场拍摄的照片虽早几天刊登出来，但引起的反响远远不如这一幅。多年来，《倒闭后的滋味》不断被不同的媒体转发、重发，已成为新闻摄影改革的标志性照片之一。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些摄影教程里必谈的成功案例，被视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富有符号意义的一张照片”。
一位报纸资深编辑评价：“这幅照片定格下社会主义在那个时代最苦涩的一缕表情。”
的确，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破产史也从此开始。尽管《人民日报》当时在报道这则破产消息时，审慎地将企业破产后的工人称作“待业职工”，但《中国青年报》却直白地使用“由于工厂倒闭而失业”的字样。要知道，在那个报刊普遍用“待业”取代“失业”的年代，“失业”与“破产”这两个词语，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改革的步伐不可阻挡地向前。3个月后，读者们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北京朝阳区将一批国营店铺拍卖给了个体户，在拍卖现场的照片上，一位穿着毛式中山装的男子慷慨陈辞，背后横幅上赫然是“拍卖”两个大字。再过不到1个月，这份报纸开始了“商品经济冲击波”的系列报道。
同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10年后，也就是1996年，全国企业破产立案全年总数已达到6232件。据报道，这一年，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被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响起的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
石永阶因为《倒闭后的滋味》一举以“倒闭厂长”的名号闻名全国，这给他带来了相当压力。他曾以侵犯肖像权的名义起诉中国青年报社，最终败诉。因为不甘心被骂成“无能厂长”，他重又创业，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防爆器械生产，后又开起了豆腐坊。今年上半年，这位已经80岁高龄的老人对当地媒体表示，“专心养老，不愿见人”。
“他一定很痛苦，他有他的苦衷，他也是计划经济的牺牲品。”郑鸣表示。他只是尽一名记者的职责，在新闻事件中，记录下事件特定人物在那一时刻最典型和富有意味的一缕表情，而这正是那个年代“改革最阵痛的表情”。
本报北京1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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