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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依嘉陵江,南眺长江。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及野战外科研究所就坐落在山城重庆。
30年前,伴随改革开放潮头奔涌,这个全军唯一集综合性教学医院和科研所为一体的院所成立了。创立之初,他们立下雄心壮志——“建一流医院和知名研究所”。
如今,口号变为现实了吗?
500只羊参加军事演习 初冬,笔者走进大坪医院,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里采访感受到的炮火硝烟味,一点不亚于作战部队。
“砺剑——2005”演习现场,参演官兵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奇特场面,800多只羊走进演习场,模拟指挥所、坑道战壕、装甲战车,每只羊都有自己的“战位”。炮火覆盖、航空兵袭击、精确制导武器打击,每轮打击硝烟未散,一支打着红十字旗的队伍就进入现场,对武器致伤特点和救治、火力对有生力量杀伤效能等进行评估。
作为全军唯一的火力毁伤、人员失能、伤亡程度评估的科研单位,院所拟定的我军火力打击生物杀伤效能评估标准,已成为检验部队战斗力水平的重要参照系。在多次全军重大军事演习中,由10多个相关科室组成的联合攻关组活跃在前沿阵地,专家教授一身迷彩服奔波于炮火纷飞的战场。
经过数年探索,“全军武器杀伤生物效应评估中心”应运而生,他们建立的火力毁伤理论以及在演习中获取的系统数据,为战伤分类救治、装备和弹药改型、集群火力配置、战略战役指挥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据悉,全世界开展这项研究的只有3个国家,我国由此成为实现战伤研究与武器研制对接的第三个国家。
生物杀伤效能评估研究实验室初具规模后,他们决心把这一研究拿到“战场”检验。
说起来,参加“火力——2004”演习颇有点尴尬。大战前夕,赶着羊进场,多次受到哨兵盘问,甚至发生争执;由于“编外”参演,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然而,当一份份杀伤效能评估报告送达演习指挥所后,“尴尬”渐渐烟消云散。到“砺剑——2005”演习,他们作为特邀代表走进中军帐,并配给他们一个加强排,负责警卫、做饭,当然也包括赶羊等保障工作。
走出“抬着假伤员、做个假手术”参加演习的思维定式,他们把功夫下在为部队提高战斗力服务上。几年前,边防部队在边境扫雷时,一名扫雷战士不慎踩响了一颗地雷,人被抛向空中落地后几乎毫发无损。原来,他佩戴了新型扫雷防护装具。研制该装具的李曙光教授来到扫雷部队时,受到官兵的最高礼遇,被托举起一次次抛向空中。这种装具经专家评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已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指定装备。
正是在部队需求牵引下,他们研制出一批在军内形成优势的成果——两栖装甲救护车,填补了我军空白,现已列装部队。血管吻合器、超声创伤冲洗机、战场伤员管理及寻找系统、伤员生命支持系统等战救装备器材,已成为部队战斗力重要构成。
军事医学与民用医学不是对立的 汶川特大地震降临的瞬间,该院领导全部奔向手术室、重症监护中心,手术和危重病人监护一刻也没有停止。当晚,第一支医疗救援队紧急出动,随后5支医疗救援队陆续出动,在第一时间挺进震中展开生死大救援。在地震灾区废墟间,院所野战创伤救治新设备、新技术大显身手,战创伤救治手段、规范和机制,立即转化为拯救灾区人民生命的“绿色通道”。
从抗震救灾战场归来,许多老专家动情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给院所带来的创新发展,没有平战结合的卫勤体制,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伤员救治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依托该院成立的我国第一个交通医学研究所就是“平战结合”的“典型标本”。
野战外科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曾创造了军队战创伤研究的辉煌,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出现了科研经费不足、科研方向偏窄等矛盾。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向交通医学研究领域,此时正是汽车开始进入家庭、我国汽车工业蓬勃发展之际,也是交通事故被称为世界“第一杀手”之时。得益于雄厚的战创伤研究基础,交通医学研究突飞猛进:相继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标准化撞击机、第一台生物撞击机;建成我国第一个轨道式生物碰撞实验室,一批课题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
如今,这家研究所已成为我国唯一拥有生物力学、撞击伤、交通心理学、交通伤防护治疗等专业的综合性交通医学研究机构,标志着我国交通医学研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这个转型,为野战外科研究所发展注入了活力,产生了良好的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了军事医学与民用医学齐头并进的良性循环,其综合实力与战创伤水平的提升,在汶川地震伤员救治中得到验证。
笔者采访期间,正逢该院医疗队赴川藏线开展“健康军营行”活动,他们携带综合体检车及先进医疗设备上山,为数千官兵开展了含心电图、腹部超声以及肝功等12大项检查项目,是川藏线历年来设立项目最多、覆盖面最广和指标最全面的医疗服务活动。
平战结合,军事医学与民用医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使该院的综合实力水涨船高。该院领导告诉笔者,只有这样,我们军队医院为兵服务才能做到既有愿望和能力,更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