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是一个零”

　　编者按:虽然自称为“零”，杨绛和钱钟书夫妇的坎坷人生仍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在与友人吴学昭陆续对答的三年中，杨绛叙谈了自己作为女儿、作为钱夫人、作为母亲和作为学者的一生。这是她与过往的照会，亦是一代知识分子身形的缩影。

　　“小姐”跃升为“婶婶”

　　阿季和钟书是1935年8月13日乘P&O公司的邮轮离开上海远航的，那天阿季的三姐闰康送行，只送到岸边。钟书的师友温源宁、邵洵美等来码头送行，坐小船直把他们送上邮轮。

　　由于当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的叶恭绰规定，庚款学生出国留学不得携眷同行；阿季以自费生身份出国，凭教育部发给的留学证书办签证，买船票。她的留学护照上的身份是杨季康小姐。这趟远行，也是他们俩的蜜月。

　　邮轮自上海港南行，在香港遇上台风，阿季小时乘过从天津到上海的海船，钟书从未乘过海船，遇飓风，别人早已躲避，他们贪看风浪，还留在甲板上，后来风大得站不住了，又加暴雨如注，两人手牵着手跌跌撞撞逃离甲板回舱，晕得两天未能进食，肚皮和后背贴在一起了。船进港后，两人上岸，饿得要命。恰逢星期日，带的十先令钞票，无处兑换，香港人不懂英语，他们俩不会粤语，幸好阿季口袋里还有银币一元，便上点心店吃了烧卖、小笼包子，喝了酽茶，开上账单来，恰好一元。

　　船过新加坡，英国高级专员署招待留英学生参观停在海上的海陆两栖飞机。过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在岛国首府、印度洋的主要港口科伦坡小停，阿季和钟书随众上岸，阳光太强，两人只好戴上墨镜。他们参观了印度教的蛇庙。初进蛇庙，庙内黑暗，摘去墨镜，起始一无所见，渐渐眼睛适应了，只见庙内无处不是大大小小的蛇，沿着门、桌、烛台，满处都是蛇，吓得忙逃出去。庙外有个院子，内有大蟒蛇，刚脱了皮，盘成一大堆，蛇总是不好看的东西。他们又参观了一座小乘教神庙。外面阳光刺目，两廊画着羽毛蛇。庙内深处有一盏灯，阴森森的，他们觉得可怕，没进去。

　　邮轮在海上行驶三个星期，于1935年9月初抵英国。本家钱临照到车站来接，见了阿季，称“婶婶”，阿季由小姐一跃而为婶母，害羞得不敢应对。

　　钱钟书是我国庚款留学的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男生还有一顶硬的方顶帽，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牛津女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在牛津小城街上到处可见穿黑布背心的学生，这道街景曾使阿季当时心里难受，有失学儿童之感。她因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压的父亲开口要钱交付牛津昂贵的学费和导师费，宁愿做一名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学期开始以后，钟书也领得一件黑布背心，在牛津两年，他常穿着这种有黑飘带的黑布背心去埃克塞特学院课堂上课，到学院食堂吃晚饭。牛津规定，学生每周必须在所属学院的食堂吃四五次晚饭。吃饭，就证明这个学生住在学校。吃饭比上课重要。饭费较贵，因钟书有家眷，照顾阿季，他只需每周吃两顿饭。

　　阿季没有黑布背心，她一人穿着旗袍去上课，总和两三位修女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听讲。牛津大学的大课，在大学楼的课堂上。埃克塞特学院的课，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

　　阿季没有和钟书一起上过课，阿季上的课，他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但他们在不上课的时候，两人一起上图书馆，旁听生没有作业，不作论文，不考试，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阿季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图书馆读书。

　　“没用的知识分子”

　　杨绛自称“零”。他们夫妇解放前夕，不肯离开祖国，决意留待解放，准备做“没有用的知识分子”，安安分分坐他们的冷板凳，不就成了“零”吗？虽然是“零”，杨绛很自得其乐，因为她可以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她自己的内心，这样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人的本性。

　　杨绛在外文组受排挤，钱钟书代她不平，他明白自己在外文组工作的前途也很渺茫。但是一切皆在意料之中。他们不在乎，能不教书，做研究工作，杨绛已很满意了。

　　1956年钱钟书升为一级研究员时，气呼呼地点着杨绛的手背说，“从此你就永远是三级了！”原先因为他是二级，现在他已上升，但杨绛却永远压住不动了，不过杨绛真的不在乎。她披上隐身衣，很自得其乐。“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不睹。”她并不自暴自弃，人家眼里没有你，心上不理会你，她正好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何况身处卑微的人，无需显身露面，最有机缘见识世态人情的真相。

　　杨绛原是外文组研究英国文学的，她却在翻译法文小说。她自知荒谬，急急译完交卷，随后研究了英国菲尔丁的小说，写了论文，不料又成“白旗”，挨了一顿批判，以后她就遵照组长老卞的话“你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翻译你的《堂·吉诃德》吧”。

　　她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儿中等，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端庄”；“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女性常有的矜持，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个"文弱书生"”。钱钟书在文学所任职的时候，与杨绛总是同进同出，形影不离，令人羡慕和赞叹。但钱钟书已调到城里去翻译毛选，仅周末回家。

　　杨绛随一伙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钟书每日一信，字小行密，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和杨先生一起下放的老先生，有的压根儿没有家信，有的一星期或两星期有一封家信，只杨绛天天有信。钱钟书自己也下乡后，仍偷空写信，但不能每日一封了。杨先生说:“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

　　每封信她读了又读，舍不得丢，都收在衣袋里。衣裳的每个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的。衣袋里装了十来封信，就行动不便了，只好抽出来藏进提包里。身上轻了，心却重了，虽然这些信谁都读得，政治上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经过政治运动的人，谁对无妄之灾不害怕啊！信攒多了，实在无处收藏，杨绛只好硬硬心肠，付之一炬。她在公社缝纫室的泥土地上，当着女伴，焚烧过两次或三次信。如今谈起这件事，杨先生还非常心疼和懊悔当年毁掉的那许多宝贵的信。她只好自己解慰，“过得了初一，过不了月半”。如果留下了，“文化大革命”时敢不烧毁吗？

　　“就是不符合事实！”

　　同事们对杨绛印象的更大改变，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8月27日被杨先生认为是她非常不幸的一天。白天在办公室，她被迫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第一部已全译完，第二部已译毕四分之三)，那可是她的誊清稿，未留底稿。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被剃光了半个头，成了“阴阳头”。

　　钱钟书比她还着急:明天怎么出门啊？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在“牛棚”等候挨斗。杨绛却不惊慌，只冥思苦想，上楼回家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她记起阿圆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放在柜里，就找出一个掉了耳朵的小锅当楦头，用钟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第二天早晨，她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

　　杨绛是1966年8月7日被“揪出来”的，对她的劳动惩罚是收拾办公楼的两间女厕所。杨绛自己置办了小刀、小铲子等工具，还用毛竹筷和布条扎了个小拖把，带上肥皂、去污粉、毛巾和大小脸盆放到厕所，就埋头认真打扫，细细擦洗。不出十天，原先污秽不堪的厕所被她收拾得焕然一新。斑驳陆离的瓷坑及垢污重重的洗手盆，铲刮掉多年积垢，擦洗得雪白锃亮。门窗板壁擦得干干净净，连水箱的拉链都没有一点灰尘。定期开窗，流通空气，没有一点异味儿。进来如厕的女同志见了都不免大吃一惊，对杨绛顿生敬重之心。

　　杨先生自称在“牛鬼蛇神”一伙儿里，无论年龄、资格、地位，她都最小，“揪出”也最晚。可谁也没想到她竟会成为一次专场批斗会的主角。起源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所的革命群众贴了一张钱钟书的大字报，把文学所已经查清了的黑材料又给捅了出来。杨绛闻讯，当晚和钱钟书赶到学部大院，在这张大字报下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辩诬。外文所的革命群众起初并不知情，他们以为钱钟书真有如黑材料揭发的那么反动，而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竟敢在揭发钱钟书的大字报上贴小字报申辩，真是胆大包天，反了！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

　　群众想压服她低头认罪，不料她却气焰嚣张。

　　问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答:“是我。”

　　又问:“打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答:“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调查澄清。”

　　台下一片厉声呵斥:“谁是你的同志？”杨绛不客气，干脆就称“你们”。她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革命群众被惹恼了，递给她一面铜锣、一根棒槌，命她打锣。她正在气头上，没处发泄，下死劲狠敲猛打。这下可闹翻了天，群众驱她到学部大院去游街！

　　杨绛头戴尖顶高帽，颈上挂着被水泡得发霉的一块脏兮兮滑腻腻的木板，举着铜锣，被押到人众稠密的食堂绕行一圈，又到院内各条大道上去“游街”。走几步，打两下锣，叫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后跟着一串“牛鬼蛇神”。

　　事后这在所内传为笑谈。群众始知杨绛不是一个娇弱女人，有她“金刚怒目”的一面。很多人说，从此“刮目相看”。谈起这些，杨先生不无得意。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我一人。”

　　杨绛虽然顶撞了革命群众，他们后来得知大字报揭发钱钟书的所谓问题均已查清，就没有再为难她。杨绛的“罪”只是顶撞革命群众，她对此罪认错，但重申“没有的事就是没有！”没人驳斥她。

　　即使身处逆境，倒霉的事不断，杨绛从未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始终以她锐利的眼光和敏感，在观察这被颠倒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据《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