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为官“高风险” 频繁人事变动影响政策贯彻

　　山西:人事异动下转身之难

　　刘若南

　　被灰霾和安全事故笼罩的山西省，人事变动问题仍然敏感而微妙。

　　娄烦垮塌事件的调查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截稿为止，国务院事故调查小组仍未公布最终的结果。

　　临汾矿难、黑砖窑、洪洞矿难、娄烦垮塌、襄汾溃坝……接连不断的恶性事件和安全事故，让这个中部资源大省成为关注焦点，官方亦用“后果严重、影响恶劣，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之类的表述来指称上述事件，责任追究在这种语境下变得势在必行。上至省长，下到乡长，有人去职，有人入狱。在不到400天内，山西省先后更替了3位省长。仅因襄汾溃坝事件而被刑拘的公职人员就有最少22名。

　　问责不只限于事故发生地的领导，亦扩展到有安全隐患地的官员。10月底，汾阳市市委书记、市长及国土资源局局长等5人，因辖区多处非法采煤窝点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撤职等处分。11月初，因整改隐患不力，忻州市安监局局长成为另一个被处分的对象。安全生产过程中的腐败问题，也受到重视，11月4日开庭审理的临汾市原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李志刚受贿案，即是司法打击官煤勾结的一例。

　　“在山西为官，成为一个高风险职业。”当地一位媒体人事这样说。但问责风暴背后，山西安全事故仍旧频发。10月29日，乡宁县煤矿透水事故导致7人被困井下，成为山西矿难不绝的新注脚。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彰显这个能源供给大省的转身之难。

　　决不要污染的、带血的GDP

　　在娄烦问责传言流布的同时，有关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将调整变动的小道消息也曾在山西官场以耳语和手机短信等形式传播。此时，山西省政协主席金银焕在一次事故中被撞身亡，刚刚从国家安监总局调来的王君尚是代理省长，如果消息属实，山西省四大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一把手将要么空缺，要么就是新官上任。

　　10月15日晚，新华社一则简短的报道让山西官场的传言止息了下来：最近，一些海外媒体传出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将调整变动的消息。记者向中央有关部门求证，中央有关部门表示此消息毫无根据，纯属传言。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的文章《做不到安全发展，就谈不上科学发展》，其中提到“决不要污染的、带血的GDP”，“要深挖重大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实现事后追究向事前、事后追究并重转变……这在山西要成为一个制度。”这是他在山西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摘要。此后，新华网和《山西日报》又接连在显要位置刊发张宝顺谈安全发展的讲话。

　　10月16日，张宝顺还罕见地在人民网给网友留言回帖，表示“接受批评诤言，并认真研究改进工作”。紧接着，在次日的全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上，张宝顺强调了“特别是煤焦领域的腐败问题，安全生产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

　　这样持续性的发言、表态与反省迄今已有一个月之久。11月10日，张宝顺又发表署名文章《在解放思想中推进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声称“决不能让矿难频发成为山西负面形象的标签”。在掺杂了污染、血与腐败的GDP奇迹中，山西省开始了又一次的反省。老家在山西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新华社专门针对海外报道辟谣，并不多见，而省委书记在短期内的频频表态，表明作为省份一把手开始要为治下的安全生产负责。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人事更迭走马灯

　　“山西不要带血的GDP”，这句话山西省前省长于幼军也说过。2007年9月，当于幼军与山西话别时，他针对煤业发动“三大战役”的豪言犹在耳边：关闭三四千家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强制淘汰1500个合法批准的小煤矿，上马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煤矿。在山西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整顿煤矿企业，一直是他工作的一项重点。

　　工作显然并不容易开展，事故也接二连三发生。仅在2006年3月，临汾市就发生3起矿难，有35名官员被问责。三起矿难的两起属非法生产导致。“在2005年基本完成非法小煤矿的整顿”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安全事故下，各地人事更迭也如走马灯。仅临汾一市，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因黑砖窑、洪洞矿难、襄汾溃坝等事件，导致市委、市府领导多次更迭。

　　但在把整顿重点锁定在煤业时，没想到的是，最大的事故却发生在不起眼的砖窑。“黑砖窑”事件轰动全国，也启动了山西此前未有过的大规模问责风暴，省长为此公开道歉，另有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接下来出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也意识到煤矿企业的可能风险。“不能说孟学农对安全生产没下力气。”当地一位厅级官员称，来自北京的孟学农不同于从广东调来的于幼军，于幼军是招商引资和煤业整顿两手抓，而孟学农则重点抓安全生产和社会管理这一手。但不幸的是，2007年12月5日，洪洞县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件，105人为此丧命。此时尚是代省长的孟学农，为此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检讨。

　　奥运前，为防事故发生，山西省组成20个调查组对煤矿进行安全检查。知情者称，有相当一批煤矿被关停整顿。孰料距奥运开幕尚有一周时间时，娄烦尖山铁矿发生垮塌事故，煤矿之外，危机可能来自砖窑，也同样可能来自铁矿业。官方最初上报的死亡人数为11人，且称事由为“山体滑坡”，乃是自然灾害。曾有媒体进行质疑。山西官场和媒体均有人士向记者称，如果娄烦垮塌事件当初引起足够重视，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安全排查，9月8日的襄汾溃坝事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任内尚不满6个月的王君，于是匆匆赶到山西，接替孟学农出任山西省代省长。此前他曾长期在山西省大同矿务局工作，中央决策层的此次人事安排用意明显。山西，需要一个矿务和安监出身的省长，来破解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襄汾溃坝事件后，山西排查省内尾矿库，发现有证的尾矿库还不如无证的多，在襄汾县内的125个尾矿库中，只有1个有合法手续。“不发生事故是偶然的，发生事故是必然的。”王君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大会上，表明了对违法生产经营的打击绝不手软、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追究绝不姑息的坚定立场。“我们宁听‘骂声’，不听‘哭声’。”他说。

　　对生产企业的治理牵涉地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骂声”是少不了的。但变革是必需要走的路。接受采访的人士多认为，问责风暴的确在山西官场形成震撼效应，对官商勾结也形成一定的遏阻作用，出于自身仕途考量，地方官也要把安全生产放到重中之重。但山西长期粗放经营生产，过度开采矿产资源，事故隐患几乎无处不在，目前已到了“密集偿还期”。新任领导常常要为上几届的旧账埋单。

　　而问责某种程度的无规则性，也让其实效大打折扣。竹立家说，依据权责一致原则，地方党委一把手应对事故发生承担第一责任，而现实是，政府领导常成为最终埋单者；而在不同区域，问责的标准显然不一，今年国内其他省份并非没有发生恶劣影响远超过襄汾溃坝的事件。

　　问责导致官员流动的频繁，亦给政策的有效贯彻增加了难度。据报道，临汾市旨在减少矿难发生的矿权改革，就因此而停滞。

　　更深层次的局限是，问责制能加强官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西的经济格局和发展生态。山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忠烈说，山西90%左右的工业、80%左右的GDP都依赖于资源，山西省未来生态恶化的压力恐将进一步加大。“虽然是资源大省，但完全依靠资源求发展走不通，要转型。”而他强调的“产业结构调整”等话题，在山西亦属老生常谈，其实效已引起质疑。

　　10月16日，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在第三届全国网络媒体山西行开幕式上提到，“山西不能不采煤，否则中国的经济就要瘫痪。”牛仁亮的话，显示出在GDP取向的发展路径中转型之难。他希望山西能够在能源开发和生产安全和环境治理上找到平衡点。而有悲观主义者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利润诉求及增长意识形态的驱动下，所谓的平衡点是找不到的。

　　郭忠烈则进一步认为，生产安全事故之外，那些缓慢而持续的生态环境污染导致民众生命健康权被侵害，才是最大的问题，而这种环境安全的破坏却尚未被纳入问责体系。

　　“现在中国有多少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受得了？”郭忠烈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但他终究是悲观的：我们能够不仅延缓而且可以避免生态崩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