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披露者称封口数额远超12万

　　事件披露者称山西矿难封口费数额远超12万

　　为“封口费”生存的“记者”

　　记者排队领封口费记者排队领封口费

　　戴骁军坚持认为，依据他那天的所见，绝对不止28人，数额也远超12.57万元。

　　撰稿·杨　江(记者)

　　过去的一个月中，两起记者大规模领取“封口费”的事件令中国新闻界深陷“封口门”。

　　先是在山西，41岁的矿工吉新红死了。9月20日，正在井下作业的他，被坍塌的矿井深埋了。他的生命，如同秋天的落叶，在矿主的眼里太卑微了。在悄悄支付了吉家人一笔赔偿金后，霍宝干河煤矿瞒报了。

　　如同绿头蝇叮上了有缝的蛋。三天后，一场让新闻界蒙羞的“封口费”事件粉墨登场。42岁的戴骁军用相机与手机拍下了那个肮脏的场面，揭露到了网上。

　　这件事尚未平息，河北那边又给了新闻界一记重击。7月14日，河北蔚县李家湾矿井发生爆炸，35名矿工遇难，在矿主李成奎的金钱公关下，事故被瞒报。85天后，这起特大矿难被人揭发。据说，李成奎为打点各个部门花销了近2000万元。

　　“7.14矿难”发生后，各路记者也是闻风而至，但事故最终还是被瞒报了。国家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披露多名记者收取了红包。令人震惊的是，据说当地几乎每个煤老板手上都有一份记者名单，遇到事故就依次打点。李成奎手中也有一份名单，凡在册者均收了红包。

　　镜头里的黑暗：近百人领取封口费

　　42岁的戴骁军至今回忆起他在霍宝干河煤矿见到的那一幕仍感震撼：一个个“记者”拿着证件，团团围着那个“穿红衣服发钱的人”，眼里的贪婪怎么如此直白。

　　他说不清自己到底是《西部时报》的记者还是通讯员，他没有“署证”，也就是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但长久以来做的却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刊登的稿件，有时署名记者，有时署名通讯员，我自己也搞糊涂了”。

　　从部队退伍后，戴骁军读考了新闻函授的大专文凭，因为怀揣新闻梦想，1996年进入山西某晨报做摄影记者，后下海经营了一家摄影室。3年前，进入《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这个记者站，连同站长与戴骁军在内，共有4人。“只有站长一人有署证。”

　　9月25日，戴骁军接到一个电话，是山西某报的资深记者，一个用戴骁军的话说，有“署证”的老记者打来的。“资深记者”告诉戴骁军，他正在霍宝干河煤矿，好多“记者”在领封口费，但他没有带照相机，因此要戴骁军去取证。戴骁军于是叫上另一名同样是某中央级媒体驻山西记者站的“记者”“直播山西 ”。

　　“直播山西”是网名，“和我一样，没有署证，也可以说是通讯员。因为他有车，故邀他一同前往。”

　　两个人晚上7点左右到达霍宝干河煤矿，此时天已漆黑，小雨淅沥，在煤矿办公楼前，他看到几辆写有“安全现场”、“新闻中心”等字样的车辆。一楼入口，有保安在登记花名册。

　　戴骁军签名后，径直走到三楼。那是一个多么震撼的场面！楼道内站满“记者”，房间内，一名红衣男子正在逐一登记“记者”们的姓名、单位，登记一个，发放一份“封口费”。

　　这是戴骁军第一次亲见领取封口费，此前，他只是有所耳闻，“早几年，我看到一张图片，摄影者拍下了某煤矿的办公楼外貌，说里面有很多记者在领封口费。”

　　他认为那样的图片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是不过关的，从此萌念，有朝一日一定要拍下真正的现场，“领封口费的记者鱼目混珠，真少，假多，败坏了记者队伍的形象。”

　　现在，现场突然呈现在面前，但近百人的壮观场面，却把他惊呆了。他与“直播山西”观察了地形，制定了撤离方案，此间，“直播山西”用手机拍下了一段现场视频。

　　再次回到车内，戴骁军让“直播山西”守在车内，保持发动状态，“如果，我来不及跑，就把相机扔到车里，你不要管我，自己先跑”。

　　然后，他就带着那架自费购买的尼康相机来到三楼，对着房间内的人群猛揿快门。“虽然我用了闪光灯，但他们来不及反应，我留给他们的不过一秒钟，然后迅速撤离。”

　　在楼道内，他拍下了等候的“记者”，然后跑下楼，在门口，夺过花名册拍下了四页，等保安回过神，戴骁军已经拍完门口的那些“采访车”，绝尘而去。

　　二人没敢直接上高速公路回太原，而是沿相反方向开向了临汾，在一个村子躲了一会，确定无人跟踪后，这才驶上高速公路返回太原。

　　6家媒体，领取12.57万元

　　煤与媒之间的封口现象，在产煤大省山西、河南等地早就不是什么秘密，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拜倒在矿主的金元宝下，其中不乏知名媒体。3年前，河南汝州某煤矿发生矿难，署名“奔走相告委员会”的矿难短消息迅速传播，短时间内，480名各路“记者”领走了20万元封口费。

　　与霍宝干河煤矿相比，繁峙的那次丑闻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戴骁军本意并不想把“娄子”捅这么大。“我原本只是想发到我的博客上，记录下来。”

　　他不是以记者身份去拍摄的，事先也没有向报社汇报，事后也没有想过刊登在报纸上。“难道，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就不能揭露吗？！再说，现在有多少内幕，最后都是借助网络才得以曝光的？！”

　　戴骁军的博客很快跟帖如潮，但没过几天，有网民打电话质问他是否收了矿上的封口费，戴骁军吃惊之余上网一看，原来帖子已经被删除了。“网站编辑说迫于上面的压力删除了，我说，你有权力删除我的帖子，但是必须告诉我真实的原因，总不能你们背后与煤矿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让我被网民怀疑。”

　　他再贴，但再次被删，这个生于1966年，自称“属马，但却有一股驴的犟脾气”的男人终于被激怒了。接下来的几天，他实名注册网名与“直播山西”在各大论坛疯狂发帖揭露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丑闻。“就是为了证明我没有被收买。”

　　窗户纸就这样被戴骁军有意无意地撕开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先后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派员调查。截至目前，调查组公布，根据矿方提供的登记表，9月24日、25日两天，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初步核查，持有“署证”的只有2人，其余为假记者。

　　经查实，霍宝干河煤矿以订报费、宣传费等各种名义给6家媒体供给支付了12.57万元，其中，山西《科学导报》 1万元宣传费，《山西法制报》临汾发行站2000元订报费，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栏目19200元资料费，假冒《法制日报》记者34500元宣传费，《绿色中国》杂志10000元会员费，山西广播电视总台50000元。

　　矿方还反映，一些“记者”说车内汽油不够，要求帮助解决，煤矿没有加油站，矿方于是向他们每人支付了300元至500元不等的加油费，共计1900元。

　　消息公布，舆论一片哗然。10月3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对发放“封口费”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应以这次事件的调查处理为契机，进一步加大打击假记者的力度，对使用假记者证或假冒记者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的人员，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以维护正常的新闻活动秩序，维护新闻队伍的纯洁。同时，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坚决维护新闻工作者正当的采访权益，支持新闻工作者正常的舆论监督活动。

　　眼下，调查仍在进行，戴骁军坚持认为，依据他那天的所见，绝对不止28人，数额也远超12.57万元。

　　戴骁军未曾料到，揭露封口费丑闻后，他没有享受到英雄般的赞赏，却成为了一个孤独的举报者，以至生命受到威胁。一方面，各地媒体不断深入采访，曝光封口费，另一方面，恐吓电话也随即而至，最初几天，每天都有十多个恐吓电话打到他家里，“别把事情闹大了，兄弟们都没饭吃了，对谁都不好……”戴骁军说，打电话威胁的人，不容他说一句话，骂完就挂。

　　福尔摩斯说，最大的嫌疑犯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戴骁军认为，威胁他的人肯定是那些“记者”，或者是煤矿。他不得不每天亲自接送6岁的儿子上下学，并给家人买了人身意外保险。

　　网络上，漫骂不断，有人揭露他是一名假记者，说他9月25日那天也是去领封口费的，只因无法证明身份，矿方未能满足他的要求，故而报复。还有人揭露他试图敲诈矿方10万元，并说所谓的惊心动魄的拍摄过程都是虚构的。

　　戴骁军又一次被激怒了，他保留追究发帖者与相关网站的法律责任，“调查组已经证实没有10万元一事，矿方也说没有见到过我。”

　　他拍摄的花名册中，“单位”一栏五花八门，《山西调查》、《社会报》、《科技报》……更有甚者干脆就写了两字——报社，“这些媒体，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些记者，我也都不认识。”

　　戴骁军供职的《西部时报》也有一名赵姓记者在列，“赵某某是否真有其人，我不知道，山西记者站没有此人，如果是总部下来的，也会和我们山西记者站联系。”

　　不过，戴骁军纳闷的是，单位自封口费事件曝光后一直没有与他联系。“报社对外否认了我的记者身份，我想不通，难道就因为我曝光了那个赵某某？”

　　针对网络上有关他身份的质疑，戴骁军说，“有照为证！”他发给记者一堆照片，其中就有他代表《西部时报》采访奥运火炬在山西时的工作照。

　　“难道说没有署证，我就是假记者？署证就那么重要吗？！”他说，“我有点寒、有点冷、有点恨！”

　　封口费丑闻曝光后，中国教育电视台发表声明，已停播涉嫌收取“封口费”1.92万元的《安全现场》栏目。《科学导报》也宣称此事严重影响报社声誉，涉及此事的是聘用员工。

　　戴骁军的犟驴脾气又发作了，他质疑，“怎么出了事，就说是聘用人员？！”

　　“直播山西”以及将封口费告诉戴骁军的那名“资深记者”至今没有公开身份，戴骁军说，“我捅了大娄子，现在处境如此艰难，他们还能公开吗？”

　　“但我不后悔，我就是要让公众看清这些所谓的记者的面孔，证明新闻界的声誉。”

　　这个孤独的揭露者眼下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以后的生计问题。

　　矿主感言：“假记者”就像苍蝇

　　听说要采访封口费现象，山西某林姓矿主觉得很奇怪，“这有啥好说的，大家不都知道吗？！”对于瞒报和封口，他一点都不意外，“矿上死一两个人很正常。能小事化了，就小事化了。家属很好打发，给点钱就是了。闹大了不好，死一个人，赔20万元，还要罚款100万元，捅出去，政府面子过不去，矿上也要停业整顿，那损失就大了。”

　　唯一让他不解的是，山西居然出了戴骁军这样一个人物，居然如此特立独行，敢去揭这个盖子。“那些‘记者’多年来的饭碗被他砸了，我看他以后还怎么混噢。”

　　林矿主来自温州，2003年，400亿元温州游资涌进山西，一度掌控山西近60%的中小煤矿，他深有感触。“我走遍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山西这样，这么多的‘记者’。”

　　林与他的老乡们刚到山西时，对“记者”的不断造访战战兢兢，“我们做生意的对记者一般都很敬畏，再说，那时候我们矿上的证件大多不齐，生怕被记者曝光。”但林矿主们很快发现了这些“记者”的真实意图，“给个三五千元就打发了”。

　　“一个个都拿着证件，什么通讯员证、工作证、记者证，五花八门，可言行举止哪像个文化人？夹着老板包，叼着烟，开口闭口，粗鲁得很！”

　　林说，虽然这些口称“记者”的人，出示的都不是“署证”，但也很难说他们就是假记者，“有些媒体，尤其是总部在北京的媒体，在山西设立记者站名义为新闻采访，实际主要在搞创收、发行。站长雇几个人，发个通讯员证、工作证，这些人就像拿到了法宝，成天跑矿，找问题，拉发行，搞创收。”

　　“有些通讯员自己还召了助手跟在身后，在社会上神气得很。打狗还要看主人，不好得罪的。”

　　媒与矿的这些个道道成为众人皆知的潜规则后，便出现了真正的假记者，买个假证件冒充媒体的人，浑水摸鱼。

　　时间一长，林和他的朋友们就对这些“记者”有些嗤之以鼻了，他把这些人比喻成煤矿的寄生虫，“像端着新闻碗的叫花子，不就为了一点小利吗？我也懒得查你身份了，给你三五百元，走人！”

　　在山西，传言有“记者”坐出租车进矿，出来时开着一部奥迪车，林矿主说，这不奇怪，“一旦发生事故，起码会来200个‘记者’。像苍蝇一样，打发一批，又来一批，他们都事先商议好的，一旦谁发现了某个矿的问题，马上就会通知其他人。”

　　“其实我们也知道，真正的记者除非出了特大矿难，一般不会来矿上，来了也是正经的采访，真记者头上毕竟有把剑，不敢乱来。哪像他们这些人不受约束。”

　　林说他的一些朋友为打发“记者”，每年都至少要花几十万元，“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这对我们来说，也都是小事了，算不得几个钱。”林觉得给点蝇头小利没什么，只是“像苍蝇一样没完没了，太让人恼”。

　　时间一长，矿主们就想出了对策：养一批流氓，随时听候调唤，用“垃圾”对付“垃圾”。不久前，他一个朋友的矿上来了一名“记者”，对着井口装模作样拍了一会照片，然后索要封口费，否则就要曝光。“把矿门一关，看你怎么跑！相机没收，你流氓？我比你还流氓，打手一出来，吓都吓死你，看你还敢不敢要封口费！”

　　正如林矿主所说，在山西，盛产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其实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3年以来，山西假记者出现组织化和网络化的动向，仅省城及临汾等地短期内就冒出十多家“杂志社”、“编辑部”、“工作站”以及一百多个所谓的“记者”。

　　2004年底，山西省依法取缔非法期刊记者站21家，并对多名假记者进行刑事拘留。2007年8月至11月，全省再次依法治理非法报刊和假冒记者，共收缴假冒记者证、工作证1362件，取缔非法记者站、工作站45个，批捕7人，行政和刑事拘留21人。

　　但为何假记者与封口费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林矿主认为，关键是新闻单位发证要把好关，“别随便对外发，起码也要控制数量嘛！我是很喜欢和真正的记者做朋友的，只要真记者来，我会很客气！”

　　林说今年他已经不再给封口费，“我证件已经办齐了，矿上没问题，假记者来干什么？”

　　戴骁军认为，关键问题还是出在事故上报机制上，“老百姓都能记住110、120、119，可有几个人能记得住矿难举报电话？为什么就不能设立一个老百姓容易记的号码？”

　　“矿主没办法瞒报，假记者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21世纪经济报道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