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大佬30年江湖事

　　司机大佬30年江湖事

　　1979，1988，1992，1997，2003，2008…这些年份，对于广州的的士司机来说，是一个个转折点。在中国Taxi（计程车）行业最早兴旺起来的广州，的士司机们走过了苦乐共兼、每况愈下的30年。

　　南都周刊编辑:潘葱霞 专题采写 | 记者 许十文 杨猛 专题摄影 | 记者 孙炯

　　的士司机

　　1984年，北京小伙子瑞祥，当上了一名的士司机。

　　那个年代，听诊器、方向盘、劳资科长、采购员是最实惠的职业，是待嫁姑娘的理想对象。1990年代中期，瑞祥每个月净赚七八千，去友谊商店购物，用进口的英国香皂。

　　在后来者看来，瑞祥这拨前辈无疑是幸运的，那时候是这个行业的黄金期，不用交过高的“份子钱”，也没有泛滥的“黑车”，而现在，在全球经济大衰退时，他们不得不为经济焦虑而抗争。2008年11月，从重庆开始，出租车司机罢运潮迅速蔓延到海南、甘肃、湖北、广东等地。

　　从风光无限到困顿委屈，在这个冬天，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广州两地，记录下一南一北风格迥异的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尝试回望出租车司机30年背影和其中的社会流变。

　　开了13年的士的广州的哥黎笑伟在司机群中有个花名叫“飞甩鸡毛”。

　　1979年开始开的士的卢永强(右)和简光希搭班开一辆红旗车。

　　11月26日4点45分，49岁的卢永强床头的闹钟响了。

　　就像昨天、前天，乃至30年来的几乎每一天，他洗漱、穿衣、出门去上班。他是一个计程出租小轿车司机，绰号“孱仔”——在这个城市，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的士佬”。

　　临近黎明,在广州的大马路上，小个子的他骑着禁止上路的电动自行车,悠闲地前进。这一路上，没有交警、没有劫匪、没有打车的人，也无须担心电子眼、白粉仔（吸毒者）或者刻薄的乘客投诉。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就在几公里外的商业区，那里30年前只是广州的郊外而已。弹指一挥间，广州城扩大了很多倍，像卢永强这样连续开的士纵横街头30年的人，却是绝无仅有。

　　很多老司机还记得，30年前的广州的士司机要学英文，因为那年头他们载的都是华侨外宾。30年后，广州的士司机再次被要求学英文，因为这个城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是一个轮回，同样需要工作服、领带与彬彬有礼，但的士司机的收入已完全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这条广州人曾经的“发达”之路，已经变成了为谋生而打拼的一个辛苦工种。

　　从1979年广州正式出现“Taxi”（指装有自动测量车辆实际行进距离的计程器的出租车）以来，广州出租车从几百辆增加到现在的1.6万辆,而的士司机从数百人增加到约4万人，从纯粹以广州人为主变成了来自五湖四海。师傅们来来去去，幸运者淘到了第一桶金，不幸者在混乱的街头死去。这是个近乎没有休息日的职业，几乎没有人能把它作为终生职业——的士司机的收入比一般的工薪阶层要高，同时，他们在入行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要比一般打工者面对更多工作时间，更多风险，更多压力。

　　在30年前，一部的士犹如马路上独自行驶的宝马，惹眼瞩目，连交警都会在十字路口特意为它按一下绿灯。30年后的情形？“以前是宝，现在是草。”卢永强说，现在的的士司机就像黄包车夫，是马路上最草根的阶层，谁都可以欺负一下。在《南都周刊》的访问里，的士司机们常说，开车在街头，马路就是江湖，的士司机的江湖事经常只能用江湖手法解决，因为你无法指望，谁能真的为你谋利益。

　　万水千山总是钱

　　在卢永强所在的公司，与他一样从1970年代就开始开出租车的人并不少，但绝大部分都已经在办公室里做文职或管理工作。譬如，崔腾英50多岁了，到去年终于没有再开出租车，公司安排他做安全营运方面的管理工作，于是把了几十年方向盘的他又认认真真地学起了电脑，一点都不马虎。

　　崔腾英是个谨慎踏实的人，他在1973年就开始在广州开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并非国际标准意义上的Taxi，没有计程表，也不在街上游走搭客，小轿车都停在固定的地方，按照不同地理位置的站点来算价钱（4角半一公里）。在1980年代以前，有资格开出租车的都是共产党员、优秀社会青年，没有海外关系，而且形象没有问题。崔腾英还记得自己开的第一辆出租车是皇冠车，经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出车前要定线，回程时要空车返回，不能搭客，否则一律视为贪污。”

　　1979年的夏天，广州原有的几个公共交通单位成立了几家出租车公司，按照香港的模式，为原有与进口的数百部本田车装上顶灯，安装上机械计程表。这种计程表与现在的完全不同，车在马路上停下来，司机便要赶紧上发条，否则它不运转，算不出候时费。除了本田车，在1980年代初，广州的士的种类还逐渐增加了大白鲨、富豪、波罗乃茨乃至旧奔驰等车种，一律挂上了白底红字的车牌，而这车牌的款式，30年来变化了十几次之多。

　　崔腾英和卢永强在1979年成为了广州的士司机，他们的同事当中还有很多高干子弟，包括兵团司令、处级干部的亲属等等。当时他们的工作可以用“非常体面”来形容，他们有接待服，还领皮鞋费，因为需要“打的”的全是港澳同胞。在1980年代初期，广州人在街上能“扬手即停”的只有“三脚鸡”（三轮摩托车），一是的士很少，二是市民也消费不起，的士司机们通常跑的都是长途，接载海外归来或者要回各地乡下的港澳人。

　　30年前的卢永强才19岁。他经历了8个月的培训才成为的士司机，而很多人托尽关系都想进车队。卢要学机械课，学英语，学文化，学操作。成为的士司机后，他发现自己能赚到两三百元的月收入，而当年一般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月工资才40多元。“我是开早班的，从早上6点开到下午两三点。那时回到车队就检查一下车辆，然后开去爱群大厦（广州一个历史悠久的涉外宾馆）等客人，跟同事聊天，有客就出车，夜晚要做的话，一般做到10点就收工去消夜了。 ”

　　搭载港澳乘客跑长途的日子轻松如意。外汇兑换券在当时的广州很吃香的，车队要求司机们每个月交定额外汇券，很多师傅宁愿交港币也不交外汇兑换券，甚至在搭客时也只挑能支付外汇兑换券的乘客。跑长途既有钱又风光，顾客去一趟邻省要收上四五千元（在当时是天价），出了广州，很多地方都没见过进口的小轿车，有的警察甚至会在路口为的士特意开绿灯（当时的红绿灯由交通警人手操控），而到了目的地停下，通常会迎来一大堆群众围观。

　　很多老广州的士司机都回忆，“当年广东三件宝，司机、医生、猪肉佬，很多人都想嫁给我们。”一些的士司机，因为收入高，抽的是555、骆驼等进口烟，天天都到广州的大茶楼喝茶吃饭，吃饭不是娃娃鱼就是水鱼，夜晚下班就开车到棉织厂门口泡妞。在1980年代初还不向一般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的士司机们还可以接触漂亮的女咨客、女服务员，很多女孩也由此成为了的士司机的太太。

　　外省司机来了

　　卢永强的老友，陈永培，是在1984年入行的。到1988年，这个广州人中的高个子，就已经每月给老婆500块钱的家用钱。“当时她回到单位就像个富婆一样。”陈回忆说，“在那个年代，这么多钱怎么花？商品又不是很多，真不知道怎么花。”卢永强和陈永培一样，把定量的钱交给老婆，剩下的就自己花，多的时候就吃好些，少的时候就吃差些，玩玩吃吃，这样一转眼，1990年代就到了。

　　陈永培还记得，到了1988年，的士乘客已经不单单是港澳侨胞，有很多广州市民都开始打车了。“那个时候经济势头很好，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他说，当时自己做的士司机，一个月的净收入有四五千元，自己又买卖车辆，收入颇丰。不过，那年的“价格闯关”震动了整个广州，再加上一系列的经济调整，到1990年代初，的士司机们的生意明显减少，很多老司机赚到了钱都不做的士了，出国的出国，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下子这个行业似乎冷淡了下来。

　　不过相对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过去。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地普遍放松了对出租汽车行业的进入限制，又按特许经营方式进行管理，私人资本蜂拥而入，使出租汽车行业进入了一个“井喷”状态。广州的的士大量增加，出租车已不再是街头的“飞甩鸡毛（粤语中对名牌、稀罕物的昵称）”，开着刀仔（广州人对男装铃木125摩托车的昵称）的年轻人成为女孩们更青睐的对象，而很多的士司机则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周末拉到广州城外吃喝嫖赌，玩个通宵。

　　绰号“快马”的李志雄在1986年与1992年两度入行，曾开过“热得像桑拿房”的波罗乃茨。“其实到1988年之后，的士司机还是很好生意的，我经常可以看到马路对面有个人在打车，绕一圈回来以后，还看到他在打车。”从1990年代初开始，广州的城市规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速地膨胀，的士行业的膨胀速度也是如此。想开的士的师傅已经不需要培训8个月，“那时候考（的士营运）资格证，基本上一考就过，考官在考场里基本上是闭着眼睛。”

　　不单如此，李志雄还发现，包车往返珠三角的已不仅仅是港澳华侨，还有很多到广州淘金的各地老板。“发财到广东”蔓延中国，的士行业也不例外，广州的出租车行业终于出现了新的面孔：非广州本地户口的外地师傅。“广州人做的士司机，通常是想长期打工，做多少用多少，来得快去得也快。外地人来广州做的士，没人没亲戚的，一个月拼个四五千块收入，拿着饭盒照样载客，拼命赚钱几年，然后回老家。”李志雄感慨地说。

　　在广州，外地人开的士遇到的第一问题是语言，第二是不熟悉路况。“听错了地点，或者无意中绕了路，有时要招人误会。这还不算什么。”湖南人宋文力说，在10年以前，他感觉外地司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特别多，因为很多刚到广州的外地人，对当地交通法规不是太懂，又不熟悉小车的操作，很多更熬更抵夜地干活，无形中酝酿了安全的危机。

　　宋文力是湖南攸县人，1996年开始到广州开的士，属于广州第一批正式的省外的士司机。“我刚到广州的时候，跟二三十个老乡一起来。我们开标致505，公家的，路上赚多少钱就要交多少钱。”当时的宋，是个无牵无挂的年轻人，每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老板包吃包住，还帮洗衣服。不过宋很快就发现：开的士其实还可以赚到更多，在帮人打工一年以后，他就开始凑钱买车，买来两台10万元左右的的士，请老乡来开，后来又转手出去赚钱。

　　在1980年代，广州的士司机基本以工资加计提奖金为收入，以至于一些司机用磁铁吸计程表，或者议价等方法去多赚私活钱。到了1980年代后期，广州的一些出租车公司开始实行供车等经营模式。为了争取更多收入，本地与外地的司机都纷纷尝试自己做起了小老板：把的士所有权买下来，一边供车一边雇人开车，一般都是同乡之间合作，乡情加上信任，无形中便成为了一个个圈子。

　　马路风云

　　有数据称，深圳的士市场的80%曾由来自湖南的司机掌握。在1999年，深圳的的士公司曾因“难以管理”的理由集体解雇湖南攸县司机，于是很多攸县司机四散到东莞、佛山、广州等地供车就业，以至于广州的士的供车价格一度飞涨。“谋生都不容易。你是选择多开两小时赚钱，还是要想些其它办法，那真是每个人一念之差的事情。”宋文力回忆说。

　　宋文力13年来跑遍了珠三角。他知道广州的外地司机群体以湖南、四川、河南等为主，集中在广州城四面的棠下等地，到了东莞、深圳关外等地，很多地方更有出租车的势力圈，尤其在夜晚客源比较多的娱乐场所附近。“你在那里下客，可以，但如果你在那里等客，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的司机）等客的集中地，必须要小心一点。有时不同地方的司机出现纠纷，找老乡是最快捷的办法，警察解决不了江湖事的，你必须要以江湖办法解决。”

　　不过，无论什么地方来的的士司机，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头几年，他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劫匪。在记者采访的30多名司机中，只要开的士车龄超过3年，都有过至少一次被盗窃、诈骗或打劫的经历。“打劫的高峰应该是1996年，”李志雄说。“过去广州司机都很风光，几乎所有贼都认为我们会带很多钱，而且我们夜晚在马路上走，被下手的机会也比一般人多得多。”李曾经在惠州被三个“乘客”打劫，在苦苦奔逃好一段时间后，最终在水田里向对方举手投降。

　　用宋文力的形容来说，做的士司机久了，可以见识世界上所有的骗术、盗术。他曾被“乘客”以看地图为名摸走手机，也收过逼真完美的假钞，甚至几乎陷入色情陷阱。夜更司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女子因付不起车资而提出性交易，老司机们通常都对这类要求处理得慎之又慎：“你不知道她最终要做什么。很多司机就是这样被抓‘黄脚鸡（粤语隐喻捉奸在床）’的。”陈永培说。

　　用老司机的话来说，没自制力的的士司机就不应该上夜班，因为夜色下的诱惑很多，食色皆有，一不小心就会劳财伤人。“在1990年代，妓女们往往在夜晚见到空车就上，跟司机做个交易就睡上一觉。”老司机说，很多师傅消夜时间还要远到市郊的色情场所，休闲过后，在回程的路上更得格外小心，因为当年马路上各种车牌都有，龙蛇混杂，一旦与其他车辆有什么摩擦，的士司机往往是最被欺负的那个。

　　从1990年代初开始，广州的士的司机座位统一装上了铁栏窗，还作出规定，男性乘客不能在夜间坐在前排。由于每年都发生多起出租车司机被劫杀事件，很多司机的座位里都准备了自卫武器，包括斧头、刀具、金属管、辣椒喷雾，以及最常用的防盗锁，但说起砖头砸、手枪指、直接刀捅等暴力劫杀传闻，至今很多老师傅仍心有余悸，尽管近年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治安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除了对贼，来自不同省份的司机在广州也有过其它合力一致的时候。在1990年代，广州的士司机曾展开过数次慢驶或其他形式的活动，就特殊身份人员欺压的士司机，以及收费无故增加等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多司机自发开车到广州之外的各处名胜古迹游玩，广州一度出现了打的难的问题。“广州的的士司机并不容易形成很团结的圈子，但一旦他们都在行动的时候，就证明某些问题，是真的触及到大部分师傅的底线了。”一个老司机说。

　　积怨的年月

　　1997年，广州的士司机们发现，香港客普遍都不再给小费了——哪怕是一元也好。金融风暴过后，那些使第一批的士司机发家致富的主顾，开始捂紧了钱包，市面上打车的乘客也明显减少。用老师傅们的话来说，1997年是广州的士司机收入水平真正从有钱人向工薪族下滑的转折点，很多的士司机就像1980年代末一样，离开了这个行当。

　　从1990年代开始，广州的士司机的各种负担开始逐步增加。“有时说要交地铁筹建费，有时说要山区扶贫，有时说要建条高速公路，甚至建一个交通电台的钱都在我们的交费上分担，”43岁的老司机梁额灯说。“在1993年的时候，一部的士的承包费才两千多，现在就是靠着各种名义，慢慢地加加加，加到万元了。”梁额灯忿忿地对记者说，他在去年刚结束了自己的的士司机生涯，因为实在做不下去了。

　　2003年是广州的士司机们刻骨铭心的一年。该年的非典疫情，使出租车行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开了20多年车的卢永强，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惨淡的市道。“一天下来，竟然100块钱的营业额都没有。”公司后来想办法，让司机每天把车拉到公司消毒，什么光触媒都用上了，但在疫病的恐慌下，乘客依然寥寥。一向对的士生意持无所谓态度的骨灰级老师傅卢永强也感到了一丝恐慌,“当时我想，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我是不是该退休了？”

　　在1997年以前，广州的士是五颜六色的，市政府要求向香港学习，于是,这一年,全广州的的士实行了“四统一”——统一车身、座椅、着装颜色，统一语音表声音，所有广州的士都变成了银色顶红色车身的一个模样。到了2003年8月，广州市政府又建议参考上海的做法，把广州的的士回复五颜六色，于是广州的的士，又变成了红黄蓝绿的样子。

　　现在的卢永强，开的士时仍然穿着“四统一”时发下的蓝衬衣。近几年，广州一直在推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与全国文明城市，的士司机作为“城市的风景线”，开始要把自己的的士向规范的样子上走。政府下达文件到各出租车公司，把指示的规范细化到计程表上的礼貌用语应该贴在什么位置，而那些对的士司机的考试与培训，与1990年代相比又严格了起来。

　　李志雄自认是开过的士的广州通，但当他2002年重新考取的士司机资格证时，他一看题目，就开始怀念起1993年的考试来。“那时我闭着眼睛都能过，我不能过，监考的闭着眼睛也让我过。但现在的题目，竟然考了我很多不认识的路，把我弄懵了。”为了重新开出租车，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资格证考上，怎知一开车便遇上个非典，而整个行业的市道也已经不能跟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同日而语了。

　　利润空间的收窄，以及监管的越发严厉，使的士司机们在马路上变得战战兢兢。“以前怕贼，现在还要防备警察和顾客。”一张罚单的代价，从几十元升到了近千元，一个顾客的投诉，可能招来客管处和公司的双重处罚。“以前一个月能赚三千多元，现在一个月也能赚三千多，但比以前辛苦多了。”从1990年代开始开的士的何宝明说：“现在的士司机的特征可用几个词概括：铁脚，马眼，神仙肚。死都要顶。”

　　“齐齐顶硬上”

　　2008年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年份。在去年6月，广州几十万部摩托车被禁止上路，的士司机们的生意好了不少，在股市上节节得利的乘客们花钱也大方了起来。不过好景不长，股市瞬间崩盘，湖南人宋文力十几年来辛苦赚来的30多万辛苦钱，全部都压在了股票上。他现在从两部的士的车主变成半部的士的车主了。“你说我的钱到哪里去了呢？”他对记者说。

　　开车走在广州的马路上,这一年，全广州的的士司机都在讨论新投入的1100部新的士。河南司机李新宇发现交易会的生意比去年难做多了。周日这天，他被堵在广州与佛山之间的边界公路，那里有各种没有营运执照的车辆，横七竖八地塞在十字路口拉客。李说自己并不反感这个城市创卫、创文。“你知道吗？虽然对的士司机要求多多，但每有创建运动来，街上的黑车、野鸡车、套牌车、面的、残疾车、人力车都会少很多。”

　　油价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何宝明的车换了LPG燃料发动，但LPG新建的加气站排着长长的队，司机们聚集在一起，抱怨加气点实在太少。“以前做的士，经常赌上两把，现在是什么牌都不打了，赚钱辛苦啊。”何宝明对记者说。

　　1973年就开始在广州开皇冠车的崔腾英，终于不再出现在马路上了。他今年被公司安排做营运安全方面的管理工作，见到记者时，拿出一大堆顾客投诉司机的资料。“现在的人挑剔了，大事小事都投诉，司机都不收他钱了，他还要投诉。”这个戴着金丝眼镜，曾有过众多拾金不昧与见义勇为事迹的老师傅，一边读着很多他认为“无厘头”的诉状，一边向记者叹气。

　　卢永强与他的老友陈永培，周六中午一起吃饭。他们还抽着555牌香烟，喝着泰山特曲。他们在广州的马路上已经行走二三十年了。有些司机在11月初动员集体维权，但卢则不以为然。“我们的士司机，四十多岁了，又没技能，年纪又大，到社会还有能力赚到两三千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