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企业重建困局
本报记者 黄胜利 唐平
“银行开始催贷款了。”地震发生半年后，这成为众多北川企业开始面临的新问题。
北川作为“5·12”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县份，整个县城几近被夷为平地，随后又遇“9·24”洪灾重创，接踵而至的灾难使得县域内的企业几乎被“洗白”。
震前，这些上规模的企业为维持正常经营，普遍贷有银行款项。其中，贷款数额最多的达4750万元，一般企业的贷款也在千万元以上。相关政策规定，灾区所欠银行贷款可延缓半年偿还。11月13日开始，北川的企业陆续接到了银行的催款通知。
更严峻的是，震前总部设在北川县城的大多数本地企业，由于在地震中普遍遭受毁灭性重创，灾后重建困难重重。
“生产免税，企业基础设施被毁，不能生产；贷款贴息，没有可抵押财物，贷不了款；灾后重建，不符重建规定，没有资格。”北川当地企业家高飞这样总结他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北川，房屋重建成为灾后重建的首要工作。但是，在此机遇面前，“我们没有参与投标的资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具备三级资质的建筑企业即符合灾区制定的建设标准，可以参与重建，但绵阳市将这一标准升级为二级资质，而北川本地建筑企业无一具备二级资质。
在半年前遭遇毁灭性破坏、共损失资产7000多万元（总资产8000万元）的禹龙魏氏企业，不但因资质不达标无法参与竞标，被挡在房屋重建的门坎之外，其于2004年以1500万元竞拍到手的禹泉供排水公司30年经营权也随着县城的整体搬迁而变得渺茫。
与魏氏企业相同，拥有三级资质的宏禹公司在地震中，库房及办公楼、职工宿舍几乎全毁，此后发生的洪灾又将库存物资全部淹没，损失总计达8700万元。地震中，公司死亡34人，按规定，这些人员都算因公死亡，由企业负责赔偿。
“一些政府部门拖欠的外债也收不回。”几家建筑企业至今还有累计5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没有收回。为渡过难关，此前宏禹公司曾向北川县内某乡政府索要被拖欠的工程款，但得到的答复是找原来经手的乡领导。而现实情况是，经手的原乡党委书记在地震中遇难，乡长调走。
同样在地震中死亡了45名临时建筑工人的鸿飞建设有限公司，其控股人高飞地震时被埋在地下56个小时，侥幸逃脱死亡，他现在一边医治地震带来的创伤，也不得不面临震后的困境——每天半夜经常接到员工“啥时候复工？今年发不发生活费？今年有没有养老保险？”之类的询问电话。
“6月份，国家便下发了北川异地重建的文件，但企业重建的地方至今还未落实。”高飞表示，企业可先就地重建，边生产边等待政府的规划，如政府规划出台，企业可随时作相应变动。
“企业两处厂房损毁，地盘被北川擂鼓镇重建规划所征用。我们盼望政府早日为企业选址。”建诚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席成跃说。偿还银行贷款还不是公司的当务之急。 震后，这家企业将另外两处损毁工厂的设备低价变卖，积累资金，勉强恢复了主打产业中纤板厂的一条生产线，但尚不能全面恢复重建，多数员工生计仍无着落，人心不安，更影响企业的市场、发展前途以及品牌的维系。
有消息称，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和工业园总体规划11月初通过国务院批复，新县城规划建设工作于11月7日正式启动。“但仍不见具体规划，也无人过问，感觉没人管。”宏禹公司负责人王建锋无奈地说。
面对举步维艰的企业现状，这些兼任着市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的企业家曾分别向当地政府进行了口头反映和书面请求，希望政府在决策时能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给予本地受灾企业政策倾斜支持。而政府的答复是，希望受灾企业能抓住地震的机遇，但专项资金是没有的。
“实际上，也不见出台针对企业重建的倾斜政策”。“我们是一群特殊的灾民，除忍受亲人离去、物质损失的双重痛苦，还得承担更多的外界压力。”众多北川企业家向记者如是表示。
据了解，2007年，北川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大关，其中企业上缴税费占很大比重。但是，北川企业的生产经营功能不恢复，势必将影响整个北川的灾后重建和财政造血功能的全面恢复。
对于本地企业现状，北川县委常委、副县长王久华表示，政府将尽快出台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扶持企业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