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陷后继无人境地 被指披伪学术外衣(图)

　　娱乐化与伪学术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高潮低潮，这是自然规律。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近期发表的文章《<百家讲坛>现象批判：吊诡的大变脸》，将《百家讲坛》称作“三无”产品，即“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谈到这篇文章的初衷，他说自己“除了学术专攻之外，同时也是学术文化的环保主义者，是学术文化圈中的清道夫，有时候对一些文化现象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精英路线，比如霍金、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有童庆炳、叶嘉莹、莫砺锋等名家都相继到节目做客。对它的前期节目，李浩是肯定的，但对后期也就是“变脸”之后的节目他主要持批判态度。“有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我们圈内公认的优秀学者，比如叶嘉莹，学问口才都好，于丹见了她也毕恭毕敬的，口称学生，但在《百家讲坛》就火不起来。再比如傅佩荣，在台湾大学主攻哲学的，他有西学背景，也有旧学根底。他讲课我听过，有学理有问题意识，无一句无出处，人又儒雅，口才也极佳。但可惜的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于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李浩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家讲坛》不认专家，不注重专业。”

　　他表示，“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 比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

　　让一个领域的专家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这几乎成了主讲人能火暴的铁律，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人莫不是如此。北邙山樵评点阎崇年、易中天、于丹三大主讲人说：“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主讲人即使自己想做一些有价值的发挥，也会被编导以“太专业”的理由砍掉。近期主讲“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系列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说，在讲到《梁祝》时候，他本来想要指出，祝英台扮男装读书，是因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被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性文化压制了。“就连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也算太专业。”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的指责则更为直接，更为尖锐。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他认为：“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产业与利益的诱惑

　　内容的娱乐化与操作的产业化，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两大法宝。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百家讲坛》与出版社、主讲人、听众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条。而打造这个链条的主要幕后人物，就是制片人万卫。

　　“这个人不好玩。”说到万卫，易中天说。“除了谈工作以外，不会谈别的。把工作谈完了就笑，他是不会聊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原则上不参加宴请和应酬。他觉得吃饭很累，应酬说闲话，他都不会。”

　　有人写文章把万卫比作张艺谋。“万卫也和张艺谋一样，包装明星、出书、出碟、签售、讲学等一路下来，全程一条龙。其实，说到底，所有的围绕学术明星的衍生产品，都是一个利益问题，收视率上去了，电视广告就上去了；名气来了，出版商的利润就上去了。”

　　录制《百家讲坛》本身的报酬很少，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来央视的接待水准也很低，像易中天这样的大牌主讲人，来京录制节目也是自己下飞机，花16块钱坐大巴到公主坟站，然后打一个出租车到附近的央视“影视之家”，自己入住，全程没有接待人员。

　　为什么如此低的待遇，很多学者却趋之若鹜？利益刺激无疑是极大的一环，这个利益中，最看得见的就是出书后的版税收入。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记录，该社2006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3000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元和680万元。而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元，超过易中天。

　　即使没有易中天、于丹的火暴，只要你成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书的销量跟之前皓首穷经写成的学术著作也难以同日而语。王立群对记者披露，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两者之间的稿费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从穷教书匠到名教授，社会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1000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

　　李浩认为，所谓学术明星的流行，给了一些学者不少误导，觉得上《百家讲坛》才是学者的风光，能名利双收，特别对中青年教师以及地方高校的教师影响颇大。“不少年轻学者把上讲坛作为终南捷径，以为做学者也可以像当明星一样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这就极大地误导了青年学者。”他认为，《百家讲坛》已经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这使得本来就浮躁的学风更加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