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由王晓方提供 |
口述实录 我写《驻京办主任》
■口述人:王晓方
■身份:作家
我大学本科是学微生物专业的,研究生是学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沈阳市政府研究室。之所以选择进研究室,是因为看中了当时即将进行的市政府重大软科学课题《沈阳城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
研究室每天的工作就是围绕课题转,以研究为主,由于我发表了一些有见地的文章,很快就得到市政府办公厅领导的赏识,调入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工作。
后来,组织上安排我给一位副市长当秘书。刚上任不久,这位副市长就接到去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一年的通知。他去中央党校学习后,工作并没有交接,我只好在沈阳和北京两头跑,到北京就住在驻京办。所以我对驻京办的工作很熟悉。
我当市长秘书近两年的时候,这位副市长东窗事发了,并由此引起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我在震惊、迷茫、悲凉之余,心灵陷入炼狱般的痛苦之中。案子整整查办了三年,涉案人员之多,赃款数额之大,领导职位之高,都触目惊心。
三年中,我除了协助调查,也对改革开放中的深层次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思考的结果凝聚成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我试着将散文投出去,一些文学杂志很快就刊用了,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拿起笔搞文学创作的信心。
案子结束后,组织上重新安排我回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工作,我思虑再三,毅然辞了职,专事写作。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致命漩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由此与作家出版社编审刘英武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
我在政府工作多年,到北京出差少不了与驻京办打交道,非常了解驻京办的生活,但是促使我写《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的起因,还是从媒体上看了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驻京办“跑部钱进”的批评后萌发的。
在创作《驻京办主任》过程中,我充满了激情,几乎是一气呵成。之所以充满了激情,不仅仅是因为《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创作起来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而是我找到了“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平台,可以以此大规模描写改革开放深层次矛盾和社会现象。在作家出版社的支持下,《驻京办主任》顺利出版,一经出版便悄然走红,引起强烈反响。
应该说《驻京办主任》走红,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因为只有个人的精神痛苦与时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时,才会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我通过《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驻京办主任三》以及《市长秘书》、《大房地产商》、《市长秘书前传》等作品对改革开放碰到的硬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比如体制问题、官本位问题、土地财政问题、社保问题、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国企改革问题、民企发展问题、环保问题、驻京办功能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实打实、硬碰硬地写,从来不绕着走。
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人惊讶我对官场的熟稔,但不知道王晓方是何许人。我之所以回避曾经的身份,不屑以此炒作,是因为我认为成功有两种,一种是平庸的成功,一种是高贵的成功。平庸的成功靠经营,高贵的成功靠创造。我们不是凭着身份在生活。因此,我在任何访谈中都未提到过曾经服务过的那位副市长的名字,我只关注我的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艺术品质,后来的公开是个别媒体在违背我的意愿后强加于我的。当然也无所谓困扰,坚守善良是我的原则。
中国反贪腐大事记
□1979年 中纪委正式恢复。
□1980年 检察机关恢复。
□上世纪80年代 官倒开始出现,大量官商不分的企业出现。
□1984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严禁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86年 “八千人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党内开始整风。
□1993年 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
□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成,利用计划与市场差价的牟取暴利现象基本消失。但更多形式的权力寻租现象抬头,特别是在土地出让领域。
□200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被判处死刑。
□2001年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等腐败分子被查处。
□2004年 中纪委、中组部建立完善了巡视制度。同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先后出台。
□2005年 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公约。
本报记者 徐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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