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被错关294天 赔偿不该仅是补发工资(图)

黄静在接受采访

　　赔偿不该仅是补发工资

　　被错关294天国家每天赔偿99.31元

　　被错误羁押10个月后，涉嫌“向华硕公司敲诈勒索500万美元”的大学女生黄静获得不起诉释放。近日海淀检察院对此案下发了一纸国家赔偿决定书，294天的错误羁押为黄静换来的是29197.14元的国家赔偿金，每天赔偿额99.31元。有关专家认为，目前以工资为标准的抚慰性赔偿数额过低，对于执法机关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实际损害应实施惩罚性赔偿，允许受害人将办错案的机关和个人告上法庭，进一步获得赔偿。

　　天价索赔遭逮捕

　　墨镜后，黄静的双眼哭红了。面对媒体镜头，她痛苦地回忆着10个月羁押经历的不堪，看守所的生活已经在她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2006年，大三学生黄静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因故障修理后，黄静发现电脑用的是禁止在市场销售的测试版CPU。她为此向华硕公司提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索赔数额：按华硕年营业额0.05%索赔500万美元！华硕公司报案称遭敲诈勒索。黄静随后被逮捕，在看守所度过10个月后被释放。近日，海淀检察院因错误羁押向黄静做出了2.9万余元的国家赔偿决定。

　　检察院认为，黄静采用向媒体曝光的方法，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事件公之于众，并与华硕公司谈判索取赔偿，虽然带有要挟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并不是一种侵占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犯罪。

　　不满国家赔偿数额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洪道德认为，黄静案属于民事纠纷，因为黄静的索赔有基本的事实，并没有捏造。至于索赔数额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不能说天价索赔就构成敲诈勒索。

　　洪道德表示，国家刑事司法手段要慎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该对案情进行深入地了解，不插手民事纠纷，如发现错捕应及时撤销案件或变更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通常是基于当事人可能妨碍诉讼，比如潜逃、串供、伪造毁灭证据、威胁证人。而此案中黄静因维权遭捕后被羁押10个月之久，让人难以理解。

　　接到国家赔偿决定书后，黄静对于决定本身表示高兴，因为决定还了她一个无罪之身，但对于赔偿金额，黄静表示持保留意见，她被告知，如不服决定，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

　　对于黄静来说，2.9万元的国家赔偿，抵不过她内心遭受的折磨，也换不回自己原有的人生。

　　坐错牢换得“补发工资”

　　依据《国家赔偿法》，我国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国家赔偿只赔工资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失。《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也就是说，被冤屈者在牢中以泪洗面一天，得到的仅仅是“补发一天的工资”，而这份“工资”也不是受害人实际的收入，而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受到侵害的公民，无论其收入情况有什么差异，赔偿的标准都是一样的。2008年国家赔偿日赔偿金为99.31元。

　　洪道德介绍说，国家赔偿并非全是纳税人买单。《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依法向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应当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相关办案人员予以追偿，追偿数额可以是国家赔偿数额的全部也可以是部分。

　　另外，国家赔偿在公检法机关内部有追究机制，对具体办案人员会进行纪律处分，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处分都是单位内部掌握，情况复杂时，追究往往会流于形式。

　　立法引入惩罚性赔偿

　　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在追究国家责任方面首开先河。然而施行至今，每每受冤屈者提起国家赔偿，又让人不禁感叹数额少得可怜：佘祥林背负杀妻罪名蒙冤入狱11年，按标准计算只有20多万元国家赔偿。

　　洪道德告诉记者，目前国家赔偿只是对剥夺人身自由的抚慰性补偿，所以数额低。而错误羁押给受害人带来的实际损失和精神损害，远非这种补偿所能体现。

　　据了解，《国家赔偿法》目前已在修改之中，修改之后的国家赔偿计算标准会改变，赔偿数额应该会有所提高。然而，对于蒙冤入狱者来说，即使赔“双薪”或“三薪”，就能弥补个人的损失吗？

　　“有的企业老板被错误羁押，导致企业垮了。有的受害人家庭离散，亲人含冤离世。但这些损失和损害受害人都没有主张权利的渠道。”洪道德认为，国家做了错事，尤其是执法机关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应该进行惩罚性赔偿。

　　国家立法机关应授权司法机关，扩大国家赔偿的赔偿范围，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除赔偿实际工资以外，还应赔偿适当的间接损失。允许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将办错案的机关和个人告上法庭，进一步获得赔偿，并建立精神赔偿制度。将赔偿义务机关的内部处理机制法治化。

　　有关专家认为，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并不等于增加了国家经济的负担，真正使国家赔偿数额减少在于降低司法机关非法侵害的次数和程度。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恰恰能促进司法机关依法行政。

　　本报记者 邱伟